1922年，3月31日，杭州城站火車站，一列上海開來的火車進站了，一個接站的小個子男人，一副學生模樣的，他手裏拿著一張照片，四處打量出站的人。在那個年代，城站火車站是杭州最熱鬧的地方之一，因為那個年代的杭州西湖，也是來自全國各地，特別是來自上海遊客鍾愛的地方。
這個小個子的男人，就是浙江一師的學生汪靜之，他要接的人，就是來自上海的銀行職員應修人。此前，應修人特意去拍了一張照片寄給了汪靜之，以便汪詩人辨認。
幾天之後，著名的湖畔詩社從杭州西湖邊誕生。從此，一幫青年詩人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
說起浙江一師出的著名人物，大概可以分成幾類，一類是李叔同、豐子愷一類的藝術大師，一類是俞秀鬆、施存統、宣中華等革命誌士，還有一類就是像湖畔詩社的汪靜之等，而且汪靜之似乎是個特例。
很長一段時間裏，汪靜之成了湖畔詩社的形象代言人，因為當年的詩人同學有的英年早逝，有的一生坎坷，那麼隻有汪老的晚年可以說趕上了好時候。在西湖邊六公園的湖畔居茶館裏，開辟並保留了“湖畔詩社紀念館”。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當年也曾有三聯書店的杭州分店，但後來也都悄無聲息的撤出去了，但是在汪老和相關人士的不斷努力下，這個紀念館還是保留了下來，個中原因之一，就是這個湖畔詩社出了幾位革命烈士，如潘漠華、如柔石，包括馮雪峰在內的，1949年前後，都數度入獄。且這個湖畔紀念館的題詞者曾是共產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先生，所以當我們講起誕生於浙江一師的湖畔詩社時，總是會想起“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四個眼睛兩條視線/整整對了半天/你也無語/我也無言”，但我以為湖畔不是風流地。
一.汪靜之是從安徽績溪來的數學零分者
還是先說汪靜之吧，因為就浙江一師或湖畔詩人中，筆者見過麵並聆聽過教誨的，也唯有汪老一個。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20歲我還在圖書館借來過舊版的《蕙的風》，並將之全部抄在七分錢一本的練習本上，整整一本啊，這就是我那時候的功課之一。因為這個版本已經不可見了，而且圖書館的書借來也得還啊。當然那時我抄過的詩中還有諸如艾青、白樺、公劉、邵燕祥等詩人的詩作。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詩歌跟今天的炒房一樣都是熱門的東西，當時杭州有不少民間的詩社，有的就借西湖邊搞起了詩歌講座。就跟今天在公園唱越劇能引人圍觀一樣，當時的詩歌講座，路過走過的人也駐足湊個熱鬧。隻見有一日，一老者正在上麵念念有詞，一路過的人隻聽得懂“裁剪”二字，於是便拋下一句話——這個老裁縫厲害的！
要知道那時服裝裁剪班是非常熱門的,正如今天的雅思啊托福啊。那老者是在講裁剪嗎？非也，老者是在講詩歌的裁剪藝術。
那老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湖畔詩人汪靜之。
這個段子我以為其實有杜撰的成份，汪老在那個時候是給人講過課，本人也聽過一次，在一次湖畔詩人的活動中。然但凡汪老講課，凡聽過的詩人朋友都說，第一肯定是大鵬展翅無邊無際，第二肯定是講他早年的戀愛史的，決不會講到裁剪等比較專業的術語的。我當時的印象是，汪老的口音還不是太好聽懂的，杭州話夾著安徽官話，語速頗快，有習慣性的拖音，音倒是高的。八十年代頭幾年，湖畔詩社得以恢複，其紀念館在六公園的風水寶地湖畔居處辟了出來，在當時堪稱盛事，據說是當時的總書記批示後才得以在臨湖的樓上辟出這麼一塊地方的，館名也是胡耀邦所題，隻是二十年後，知道此館的人已經不多了。我記得在1996年汪老去世之前後，關於湖畔詩社也是生出過一點事來的，這一些事在《汪靜之文集》中也有所記述。我還收到過不少的言論資料，也參加過幾個會，仔細想來倒都是跟詩歌無關，尤其是跟愛情詩無關的，因為即使在講課中，有青年人提出詩要怎麼寫時，汪老的話題往往會轉到愛情上麵去的，我記得他當時跟我們講——我那個時候讀什麼書呢，成天就想著追姑娘。
當時我們看汪老已是耋耋老者，且個子很小，有詩人朋友調皮地問他——那光是寫情詩追不到怎麼辦呢？
汪老的回答更是可愛——一個追不到就追下一個嘛！
我記得這一年是1992年。此時西湖風和日麗草長鳶飛，讓人想起汪老的《惠的風》——
是哪裏吹來
這蕙花的風——
溫馨的蕙花的風？
蕙花深鎖在園裏，
伊滿懷著幽怨。
伊底幽香潛出園外，
去招伊所愛的蝶兒。
……
一個追不到就追下一個嘛！這倒是汪老的實話。當年她就是為了追他的“小姑母”曹珮聲而到杭州的。在汪靜之先生的情事中，是不得不提這個名字的，但是在胡適之的情事中，這個名字的份量會更重一些。
其實汪靜之在還沒有出生之時就被指腹為婚了，對方也是一姓曹的人，名叫秋豔，而曹珮聲正是他的姑母。可憐這秋豔隻活到了12歲，這就反而成全了自由的詩人，詩人便在其十五歲時開始追求小姑母了，他們也正好是同年，都生於1902年，這個追求自然遭到了曹的拒絕，理由是他是小輩，雖然他們從小生活在一起且兩小無猜。當時汪靜之的詩是這樣寫的——
“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四個眼睛兩條視線/整整對了半天/你也無語/我也無言/……”
後來曹遵命嫁給了胡冠英，再後來人們便知道她成了胡適之的情人，其間在杭州曾有過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而在胡適之之前，汪靜之對曹珮聲依然抱有幻想，1920年，他跟曹珮聲的丈夫胡冠英一起追到了杭州，追的卻是同一個人，名義是投考浙江第一師範。
一個安徽人為何報考浙江一師，這就是因為一師風潮的影響力，此影響讓浙江一師成了南方的文化重鎮，所以汪靜之要來杭州。當時的情況是，汪靜之的數學、常識和英語皆交了零分，但作文甚佳，是語文老師的力爭，浙江一師才破格錄取他，從此也成全了一位愛情詩人。由此可想當時的教育！因為此前他讀過八年私塾，從未接觸過理科和英語，而詩文卻根底很深，特別是在跟曹珮聲一起讀書的時候，更是長進不少。
汪靜之是1920年的秋天到浙江一師上學的。數學考零分卻還能入學，在這今天看來是匪夷所思的。當時一師風潮已經結束，雖然走了一個經校長和四大金剛，卻又來了一批詩人作家，如後來影響到汪靜之等湖畔詩人們的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等，他們在一師呆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影響了一批詩人的成長，除了汪靜之之外，還有潘漠華、馮雪峰、魏金枝、柔石等。所以後來有人說了，前四大金剛是培養了一批政治活動家，他們出人文刊物，意欲改造社會，而後四大金剛則是影響了詩人和文學家，他們出詩刊出文學刊物……這個話大約是對的，至少有一半是對的。
而且辦文學社團出詩刊等，也並不成為當局的眼中釘和肉中刺，隻是汪靜之當時追女生的做法，也是為校紀所不容的，但好在這隻是小概率事件，不能構成一個很大的社會事件。
現在來考量汪靜之在浙江一師的生活，他的兩個基本點是很清楚的，一是戀愛，二是寫詩並組詩社。如果說前幾年來的學生以窮學生為主的話，那汪靜之的家庭可算是中上水平了，一般當時的學生的費用可以減半，但這樣一學期也需要六七十元，而汪的費用則需要200-300元之間，因為他每個星期天都要約女生去遊湖，而且他還曾經有過一個想法，即在西湖邊做一個不工作的隱士——這後麵都是因為有家庭在支撐著他的。
1922年的8月，《蕙的風》出版問世，這是汪靜之最好的時期。
但要是由此以為，湖畔詩人全是像汪靜之那樣的，那就完全錯了。隻能說汪靜之是個特例，且是一個有意思的特例，這種有意思，是在於他的一生，都堅持了這種浪漫的因子，這使得他沒有走到另一條路子上去。
這另一條路，也就是後來宣中華、葉天底他們走的路。而詩人一開始寫詩，那多半是因為愛情，而非是要為改造社會。
二.“我浸在晨光裏，周圍都充滿著愛美了……”
當時浙江一師的新詩寫作者中，與汪靜之同齡又是同班同學的，還有來自浙江武義的潘漠華，漠華一名的意思，據說是要在沙漠中開出鮮花來。一師的風氣我們也知道，雖經風潮，但新文化的種子還在，何況新任校長薑琦也基本繼承了前任經校長的衣缽，對學校和學生的開放度上，可以說較兩年前是更為寬鬆了。正是在這樣的風氣下，誕生了著名的湖畔詩社。而早於湖畔詩社的晨光社，也就是在那樣的氛圍中產生的。
據董校昌先生的研究和考證（新文學史料1985/3），晨光社是由潘漠華發起組織成立的。潘和汪是同班同學，當時學生中的開始寫作新詩，一開始都是悄悄的，何況詩作的內容多半是愛情詩，是隻有“她”才能看得到的。在班級和學校裏，最早出名的就是汪靜之，因為他於1920年的九月就已經在《新潮》雜誌上發表了兩首詩作，這個雜誌在當時的影響力是僅次於《新青年》的，如此一來汪詩人在全校都出名了，說從此沒有人再叫他名字而直呼其“詩人“了，汪靜之也從此走上了詩人的道路。照他們的老師劉延陵的說法是“他到了杭州，沒有過幾個月，就以寫新詩知名……”所以我們可以想像，汪和潘，應該是有點相見恨晚的意思的。上一師之前，潘漠華在鄉間做過小學老師，所以就顯得比汪要成熟一些，所以他想“聚集一些同誌趣的朋輩，以增加讀書的趣味”。要注意，這個同誌趣的朋輩，就不僅僅限於一師的學生了，這一點跟《浙江新潮》的組成方式非常相似，隻不過《浙江新潮》好像沒有老師作顧問的，而晨光社則有朱自清、葉聖陶和劉延陵作過事實上的顧問，而非名義上的，因為這不是校長正式要求成立的，完全是他們的興趣愛好，正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各高校裏的文學社團一樣。
毫無疑問，晨光社的發起者就是潘漠華和汪靜之，還有就是趙平福和魏金枝，趙平複就是後來的柔石，柔石也是跟汪、潘同年齡的，但他在1917年就到一師就讀了，也是經曆了風潮的人，他也要直到1923才畢業離校的。後者在畢業之後去參加印刷工人辦的報紙，並參加工人運動了。趙和魏後來雖然轉向了小說，但在當時也是詩人，何況晨光社是不局限於詩人的。除了浙江一師的這幾位之外，他們還邀集了蕙蘭女中、安定中學和女師的文學愛好者們，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曹珮聲，很顯然汪詩人是一定要把自己喜歡的女生邀請入社的，據說因為曹的介紹，還有三名女師的學生也參加了晨光社。另外在幾年之後成名的吳曙天（因為跟葉天底和章衣萍的關係），當時也參加了晨光社。葉天底當時也在浙江一師，不過他更喜歡繪畫，如果要說有戀情，那也應該是在杭州發生的吧，而不會是後來那小說中寫的在其他城市。
另外要注意的是，晨光社中還有汪靜之的老鄉胡冠英，他是和汪一起來到浙江一師的，而這位胡兄也正是曹珮聲的丈夫，離婚是他們在1924年的事情了。
而更有意思的是，晨光社還有章程，其中有幾條比較有意思的可拿來一說。
“宗旨”是“研究文學”；而“社員”是“贈有誌於文學之男女青年，由本社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全體社員半數以上之同意者，得為本社社員。”這跟後來參加各級作協需經過二人介紹還是同理呢。
“經費”規定：入社費小洋二角，常年費同臨時費，臨時酌收。
而晨光社的成立儀式呢，就是他們這一幫大約二十多人的同學一起到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和葛嶺等地遊玩和座談，這是可以想見的散漫和隨意的。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幾張照片中有朱自清、葉聖陶和劉延陵跟學生們的合影，這實際也是在遊玩當中拍攝的，並不是什麼正式的集會。馮雪峰後來在談到晨光社的活動時也說，當時他們就是在西湖風景點上聚會，是一邊喝茶一邊相互觀摩各人的習作，有時也討論國內外的名著，這跟今天的文學聚會也是差不多的。據說當時他們一個月活動一次，後來到了1923年的春天，它就無疾而終了，原因無非是畢業的畢業，散的散了。
不過晨光的影響力還是響當大的，一方麵它是浙江的第一個新文學社團。當時的小說月報主編沈雁冰先生為了解各地的文學社團活動，曾向在杭州的原一中的學生查猛濟了解情況，查遂向沈彙報了晨光社的情況，於是小說月報也刊登了晨光社的消息，可以說也是全國最早的文學社團之一。另一方麵由於參加了晨光社，有些人就從此走上了職業文學的道路，比如說後來的柔石，原先據說理想是當教育家，後來就變成當文學家了。
柔石的事跡已經為大家所熟悉，他是左聯五烈士中位於榜首的那一個，1931年就犧牲了，他後來為人熟知的是他的小說《為奴隸的母親》和《二月》，後者被改編為電影《早春二月》，大約是中國小說中改編最為成功的範例之一。從柔石主要從事小說創作來看，晨光社就不隻是一個詩社，它應該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學社團。一個中等師範的文學社，能出這麼一批作家詩人，這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是空前，甚至是絕後的。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晨光社也是後來湖畔詩社的基礎，湖畔詩社的四位成員中，有三位就是晨光社的骨幹，他們是潘漠華、汪靜之和馮雪峰，而這三位皆是一師的學生。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師既出革命家、理論家，也出文學家，這正是一師的偉大之處。
三.我們歌笑在湖畔 我們歌哭在湖畔
上海銀行職員、浙江慈溪人應修人住進了湖濱清華旅館11號房。
應修人到杭州不是來從事革命活動的，他僅僅是因為詩歌，要來會一會比他小兩歲的汪靜之。這讓筆者想起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時光，全國的詩歌愛好者也是這樣走南串北尋找知音的。當然他們順便著把祖國的大好河山也給遊覽且歌誦了，且還不是公款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