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
俗念和書緣的組合其實是我人生的寫照。前數年，我出了小書送電台的郝吉慶老師一本，他拿到書要我簽名，而且要我寫一句話。我寫下的是：過平常人的日子，想天下人的事情，有了什麼感慨非寫不行再動筆。不過，動筆前先想好第一句話。”過平常人的日子，就標誌著自己永遠是個平常人。既然是平常人，當然就難以擺脫平常人的俗念。想天下人的事情，首先要知道天下人的事情。要知道天下人的事情，就得有窺視天下的窗口，這窗口就是書籍。讀書已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回望這精神生活，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是忙碌還是消閑，案上的圖書都沒有被我冷淡。可以說，我和書結下了無法割斷的情緣。俗念和書緣裏有著我的生命軌跡。
吃飽飯坐在桌前，想寫點什麼，很自然就寫到了吃飯。
吃飯是個眾人嚼爛了的話題，還能嚼出什麼滋味？可是，不再嚼嚼似乎就對不起這頓飯，而且，還有一肚子關於吃飯的故事楞不伶丁往上湧呢！
首先想到的是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文革”期間，我教學的那所校園裏，忽然出現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字是寫在地上的，由於內容是當時最為忌諱的，當然被視為反動標語。於是，時候不久，小車跑，警車叫，校園裏空氣頓覺肅然。沒多會兒，反標案即被破獲，罪犯是個四年級學生，當即被傳喚來審問：
你為什麼要寫打倒的標語？
答是：我肚子餓。
又問：打倒了肚子能不餓了？
答道：打倒了我當皇帝，每天吃火燒饃哩！
火燒饃就是他的最高理想。這件事我印象極深，而且當時就想到了那句名言：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
看來，吃不飽肚子就會出大事。
此刻，我所以能在這裏塗塗寫寫，也還是因為吃飽了肚子。“文革”的10年間，我人生的命題，幾乎就是搞飯吃。那時候，想想就很悲哀。時常，雷鋒同誌的一句話就繚繞在耳邊：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可我和我的眾多鄉親，總是吃了上頓飯，搞下頓飯，把人生搞成了“吃飯——活著，活著——吃飯”這樣的一個俗不可奈的公式，實在可悲。
現如今當然好了，吃飯是不成問題了。而且，記不準是什麼時候，外麵的飯局多了起來，每頓飯杯杯盤盤擺下一片，五顏六色，看得眼花繚亂，吃得花天酒地。吃完了回到家裏，卻總有一種不痛快的滋味，怎麼也沒有家常飯可口。形容這種心情，隻有借用家鄉的土話：不貼胃。
不貼胃，也就是不舒服的意思。要貼胃，隻有吃家常飯。因而，後來就屢屢逃飯，實在逃不過去，硬著頭皮應付，應付完了再回家喝碗米湯，以求貼胃。
這吃飯後麵有了一個新問題，是要吃好了。而吃好的標準，就是要符合平常習慣，要對口味。口味能否改變？也許能的。記得當年去南方串聯，一日三餐的大米吃得我頭都疼，可是，硬著頭皮吃了三個月，卻吃出滋味來了，以至到了今日還有吃大米的喜好。遺憾的是，那不掏腰包的七盤八碗我總是吃不慣，不貼胃，不對口味。更為嚴重的是，那一次去外地參觀，主人熱情地用西餐招待，卻讓我吃了個饑腸轆轆。
那時就胡想，什麼是吃飯？其實，吃飯是一種人生，或說由一種飲食文化定位了的人生品格。既定的地域條件養育了人，形成了人的吃飯習慣，這習慣成全著人，也局限著人，使人難以超脫。因之，又一句俗話跳將出來：男人嘴大吃四方。無疑是鼓勵好男兒去闖蕩江湖。這吃四方，就包含了對外麵世界的感知和認識，乃至駕馭。可是，吃四方容易嗎？能吃得那麼貼胃嗎？極難。
1995年11月25日
穿衣
對於穿衣，鄉下人曾有過這樣的評價：銀錢是人的膽，衣服是人的臉。人是應該講究臉麵的，當然，也就應該講究點兒穿戴。這一點我印象很深，小時候，村上的大嬸、大嫂出門，經常去鄰家借衣服。東院的襖，西鄰的褲，甚至鞋襪都是借來的。這借來的新襖、新褲、新鞋襪裝扮出一新的新人，才去出門。看似講究穿戴，實是講究臉麵。
這衣著的式樣色彩不會固定不變，而是隨了時代氣候相應變化的。60年代，時興艱苦樸素，曾有句話概括了穿衣的標準：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因而，那時候都以穿補丁衣服為美。補丁最美的當數褲子，前麵膝蓋處肯爛，後麵屁股處易破，因而，不等爛了破了，已規規整整補上了。兩膝蓋處成一對稱圖形，屁股後麵則像掛了兩半球緊相連的世界地圖。出門上街，似乎沒有這樣的圖案，就有資產階級腐化生活情調之嫌。
到了“文革”期間，有一首毛澤東的詩被譜了曲調廣為傳頌：
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
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
這不愛紅裝愛武裝，立時成為時代衣著的主色調。很快草綠軍裝蔓延開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皆以穿草綠軍衣為榮，若是能掛個紅書袋，萬綠叢中一點紅，那可真是最最革命化的了。
過些日子，上演了革命樣板戲《沙家浜》。那裏麵有新四軍，新四軍的戰士都著銀灰軍裝，那些英雄豪傑一亮相，眾人都看得暈頭轉向。戲散了，眾人的衣著變了，草綠軍裝忽然不見了，銀灰裝取而代之了。那時候，服裝是單一的，整齊的，還是突出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