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紅色經典”在形態上的趨同化和思想上的單一化是導致其在當代教育中缺位的內在原因
高度的政治化，幾乎是現代中國文學難以擺脫的曆史宿命。由於與政治天生的親緣性，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評論家曾以非文學的價值體係，比如用政治性去衡量作品，作家也曾用非文學的價值觀念支撐自己的文學創作，這都造成了“紅色經典”形態上的趨同化和思想上的單一化。“紅色經典”在追求史詩規模和塑造英雄典範的創作中受政治標準的驅使，自身存在著題材和性格簡單化、情節和敘事公式化等藝術缺陷。非好即壞的“二元對立模式”將具有無限豐富性的“人”機械地簡化為階級的符號。高唱凱歌的戰鬥進程與最終勝利的必然結局消解了戰爭文學的悲劇美學效果。由先進-中間-落後構成的農村題材的三大人物模式構成了對人物個性的消弭和價值認同的簡單化。在“紅色”的光環下，也就難免發生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失衡和錯位。由於以上客觀存在的局限性，再加上重寫文學史對“紅色經典”的所持的否定和漠視態度，對“紅色經典”的認識陷入了曆史虛無主義。有“紅色經典”研究論者指出：“我們在反思紅色經典與政治的關係時，一邊極力批駁了紅色經典淪為政治附庸的自我地位及其品性的喪失，並為此而不願回首；一邊卻又套上另外一層政治的外衣，忙於給紅色經典貼標簽，以求自我的反省和認識，而結果卻在’倒洗腳水的時候，連孩子一起倒掉了‘，走向了曆史虛無主義，以至於陷入了重重圍困之中的紅色經典，很難依靠文本自身的文學和藝術價值來左右讀者閱讀與否。”因此，學生對“紅色經典”的冷落和漠視、戲弄和惡搞也是事出有因。但這也從另一方麵使我們看到了“紅色經典”的潛在資源價值及尚待開發的審美空間，促使我們對“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予以重新審視。如果這一點得到教育者足夠的重視，那麼針對學生的個性需求合著時代節拍的教材開發與教學革新就不難做到，將紅色經典遮蔽和忽略的獨特審美功能凸現出來，讓“紅色經典”真正走進學生的閱讀視野，常駐他們的心靈，讓“紅色經典”彙入文學史的大河從青年一代的生命中流淌過去，這豈不是水到渠成。
“紅色經典”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無法忽視也繞不過去的重要存在。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革命”也許將是他們對於20世紀最為深刻的記憶，這些不能忘卻的記憶藝術地保留在20世紀“紅色經典”中，它既是親曆者無法告別的精神遺產，更是後來者必得造訪的文學史庫。錢穆先生曾鼓勵後生，做學問的人不要隻種桃、種李、種春風，還應該種鬆、種柏、種永恒。要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和豐富的精神世界，要引導學生全麵地認識經典、接受經典，不僅是對古代的、現代的，外國的經典也不能遺忘。
麵對中華民族的“紅色經典”這份文學遺產，教育是不能失憶，更不能缺位的，經典豈能被遺忘。
（原載《名作欣賞》2011年第7期）
私人化、市場化、大眾化與文學邊緣化
文學邊緣化是新世紀文學最燦爛也最晦暗的一道風景，既繁花似錦、炫人眼目；又備受冷落，處境淒涼；既走向式微，又特有活力。從2000～2010年一路看過來，文學從未有像現在這樣的喧囂、靚麗、平庸和性感，也從未有像現在這樣如此地迎合大眾，如此地和市場血肉相連。“美女作家”“軀體寫作”“80後”青春文學，“網絡作家”“口水詩”“下半身寫作”“反腐小說”“官場小說”“穿越小說”“玄幻小說”等各種主義、各種旗號在文壇競相出籠，浪起潮湧、熱點頻閃。文化滲透文學，事件淹沒了作品，新聞性取代了文學性。我們看到文學被包裝、被營銷、被炒作：“美女文學”粉墨登場，“青春文學”重裝上市，“梨花教主”網上躥紅，詩人客串“裸體秀”，文人打架，作家行乞，詩人把玩行為藝術，惡搞在網上大行其道。我們聽說哪位作家成立工作室了，某位作家辦雜誌了，誰和誰在博客上彼此叫陣了，誰抄襲誰告上法庭了，哪裏又有簽名活動了，哪裏又在進行某個重要紀念活動了。正是這些形形色色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熱點，使文學呈現出類似於泡沫經濟的繁榮，文學成了私密日記、成了熱銷商品、成了大眾把玩的文字遊戲，在就範於大眾傳媒和商品市場的同時，文學逐漸遠離中心意識形態，向世俗貼近，步入開放之境，走向文學的“邊緣化”。即便傳統的“嚴肅文學”或“純文學”，一方麵在邊緣文學的擠迫下失去文學中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麵又由於大眾文化的不待見而失去文化中的顯赫地位。同時，整個文學也由於休閑娛樂的多樣化，閱讀文本的立體化，以及“電視文學”“攝影文學”“網絡文學”“手機文學”“圖說”等新生文學的興起，邊緣化日趨嚴重，而文學一度作為社會關注焦點的中心地位，也隨之一去不複返了。探索文學的邊緣化發展軌跡，理性梳理其曆史動因和現實走向，有助於對新世紀文學的邊緣化趨勢進行客觀的審視和更全麵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