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從讀者角度講，人們昔日高漲的政治熱情和憂國憂民的精神理想已逐漸被日益膨脹的物欲所替代，中心意識形態、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已經不能引起普通市民的興趣，他們隻關注房子、車子、票子、位子，以及讀書、看病等與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現實利益。同時，忙碌緊張的生活節奏、現代社會生存的巨大壓力，也迫使人們無暇對社會人生進行過多嚴肅的思考與反省，無心對精神理想作形而上的探求，人們需要的隻是令人輕鬆愉快的消遣讀物。純文學、嚴肅文學逐漸向文學的邊緣地帶、社會的邊緣地帶轉移。有論者說：“隻要看看文藝市場的銷售清單便一目了然：流行歌曲以各種精美的包裝和炒作形式在各大媒體’狂轟濫炸‘，歌星、影星、另類小說家成為新新人類追捧的偶像；大製作的電影電視節目擁有大批觀眾；消遣性的通俗讀物也堂而皇之地位居暢銷書之列……與此同時，一向以’精神驕子‘自居的嚴肅文學無可奈何地被擠到社會生活的邊緣，處於無人問津的尷尬境地；至於那些訴諸理性和抽象思維的文學批評，更是退居邊緣的邊緣。”“在市場的夾逼下，文學內在的求生存求發展的根性促使其迅速地調整、改變自身，以適應新的市場需要，並進而用市場包裝、廣告經營、媒體炒作等手段刺激市場、開拓市場，又從新一輪的市場反饋信息中更大肆地炒作為市場所看好的作品”。市場化對文學的影響日益加深，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和自由競爭原則誘使著文學朝著物質主義和欲望化的方向發展。
學者楊劍龍在對“新世紀初的文化語境與文學現象”進行論述時指出：“新世紀初，中國社會延續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發展的軌跡，市場與讀者成為影響著新世紀初文學的基本因素，文學創作從以往的’作家→作品→市場→讀者‘軌跡，逐漸轉變為’讀者→市場→作家→作品‘的過程，由出版社窺測讀者閱讀興趣，策劃創作選題，再請作家就某些有市場的選題進行創作，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文學創作的環節鏈，這對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早在2001年，美國學者J.希利斯o米勒在其《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中，就指出在電信時代，文學、哲學、精神分析，甚至情書都會消失。作者從馬克思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尋找根據，認為意識形態隨著物質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文學的時代，依賴於印刷機和出版商而存在。當國際互聯網取代了印刷機與出版商時，本來意義上的文學就不存在了。米勒引述德裏達的意思說：“你不能在國際互聯網上創作或者發送情書和文學作品。當你試圖這樣做的時候，它們會變成另外的東西。”
因此，麵對強大的市場壓力和新的商業運作模式，一部分作家痛苦抉擇——遠離中心意識形態，放棄藝術理想追求和創作形式上的探索，以市場需求和經濟效益為導向，順應市場經濟規律的調控，聽從金錢的擺布，一味迎合某些讀者的低俗欲望，大量創作好看的、刺激的、新鮮的、獵奇的、能吸引眼球的、哪怕遭罵的“肥皂劇”之類的淺薄庸俗之作。為了獲得比文學創作更多的利潤，為了小說能夠方便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本，強化故事情節、輕視小說形式的低劣之作大量浮現。甚至直接把電視劇本移植為小說，小說成了影視劇本的“副產品”。這類創作，商品價值大於精神價值，市場價值遠遠高於其文學價值。更有不少作家“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促成讀者的消費欲望，作家們在包裝上可謂煞費苦心、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以贏得讀者的眼球。”如此一來，我們看到：一篇篇平庸之作，一經炒作，即可大紅大紫，成為“經典”之作，走俏海內外市場；一個個平庸淺薄的寫手，一經包裝，即可名揚天下，成為文壇新秀、知名作家；發行量動輒上百萬，十幾歲的寫作“童子軍”隊伍在市場運作下發展壯大；被冠與“美女”的女作家身價倍增，作品暢銷；以製造噱頭的詩人成為網上風雲人物，被萬人注目；以情色和身體命名的作品受到市場青睞；“超文學”寫手易中天、於丹以及“80後”作家韓寒、郭敬明等登上了“中國作家富豪榜”。特別是“青春文學”的市場業績更是文學市場化的成功案例。“’青春文學‘從登陸文化界就一路飆升，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完成了對整個文化市場的征服”。如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春樹等，他們擁有出版商喜出望外的發行量，有資深作家嫉妒的青春妙齡，有媒體企盼的高密關注度和網絡點擊率，“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前30名一半都是青春文學作家”，青春文學圖書已“占據文學圖書市場百分之十，與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整體份額旗鼓相當、分庭抗禮”。長江文藝出版社的一位負責人稱：“他們出一本火一本，從沒虧過。”圖書策劃人說：“他們就是有市場。”而郭敬明直接被稱為出版社的“印鈔機”，成為文化與商業雙重收益的標準樣板。“80後”最小的寫作者之一蔣方舟就不無得意地標榜：“我百分之一百二的早熟，早熟的蘋果好賣。”這正是對文學商品化、市場化的絕妙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