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曾係統地研究過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該理論研究很大程度上屬於文本研究，而非問題研究。從您的學術道路來看，您似乎對文本研究興趣不大，所思所寫多是問題求解。也就是說，您為何會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這一文本而格外看重呢？
答：十多年前，我的確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花了不少的精力，而且剛開始時亦確實是將其作文本研究的，即通過對經典的詮釋而弄清楚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原意。我當時將其作文本研究，主要出於兩點原因：一是我從事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而該學科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關係最為密切。因為隻有首先弄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原意，才能講清楚古代世界的曆史。二是該問題的研究在２０世紀的學術界最為熱鬧，中外許多頂尖級的學者都參與過討論，觀點紛呈，莫衷一是。出於學術的好奇心，我也想參與討論，成一家之言。
而真正促使我由文本研究轉為問題研究之動因，乃是在讀了普列漢諾夫的有關文字以後產生的。普列漢諾夫是第一位試圖索解“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謎的思想家，其研究動因便是對問題的解答，而不是對文本的注疏。
問：能否請您說得詳細些？
答：１９０６年４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聯合召開的一次統一的會議。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都出席了會議。大會的第一項議程就是討論俄國土地革命問題。列寧主張土地國有化，即認為在推翻沙皇後，無償地沒收地主土地歸國家所有，然後再分配給農民使用。另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代表認為，農民自古以來都是小私有者，私有觀念很強，土地國有化的主張恐怕難以被農民接受，因而他們主張土地私有製，即平分地主土地，歸農民私人所有。而普列漢諾夫既反對土地國有，又反對土地私有，主張土地歸地方自治機關即市政局所有。他的主要觀點是：土地市有化可以解決俄國的土地革命問題，消滅地主土地所有製，而土地國有製勢必導致反動勢力的複辟。他稱之為“亞細亞複辟”。在他看來，俄國是一個具有專製主義傳統的國家，曆來沙皇的專製統治所依靠的經濟基礎就是土地國有製。這是一種亞細亞形態的土地所有製。如果不砸碎舊的土地國有製的經濟鎖鏈，就難以保障專製統治不在俄國再次出現。對此，普列漢諾夫借用曆史的經驗，認為１７世紀的俄國、１８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乃至１８４８年法國革命後出現的複辟，都是因為土地國有化的緣故。普列漢諾夫說：“市民化則是另一回事。萬一複辟，它決不把土地交給舊製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相反，在掌握土地的社會自治機關中，它能造成抵禦反動勢力的支柱。並且這將是一種強有力的支柱。”
這次大會上，普列漢諾夫就土地問題作了兩次發言。他批評列寧的土地國有製是“用社會革命黨人的眼光看待國有化”，認為土地問題本來是一個十分清楚的事情，根本用不著存在分歧和引起爭論，並認為列寧是為最糟糕的案子而辯護的“出色的律師”。在普列漢諾夫的頻頻攻勢下，列寧眼看自己的土地國有化方案難以被大會通過，就轉而讚同土地私有製主張，但是大會最後還是通過了普列漢諾夫的土地市有化方案。
由於斯德哥爾摩大會的論爭，促使普列漢諾夫認真地思考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的內涵問題，並在第二年寫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問：根據斯大林的理解模式，人類曆史被分成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個階段。以往學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爭，很大程度上便是學者們試圖將之嵌於“五種生產方式”之中，不同的隻是各人將之嵌入的位置。有的說是原始社會，有的說是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有的說是東方的奴隸社會，也有的說是由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時期，還有的說是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反正是觀點眾多，莫衷一是。普列漢諾夫是第一位試圖求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人，他的觀點又是什麼呢？
答：讓我們還是看普列漢諾夫本人是怎麼說的吧。
“據馬克思的見解，東方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大體上可以看做社會經濟發展的依次遞進的（累進的）時代。但是應該想一下，當馬克思後來讀到摩爾根的《原始社會》一書時，他大概改變了他對於古代生產方式同東方生產方式的關係的觀點。實際上，封建生產方式經濟發展的邏輯，導致標誌資本主義勝利的社會革命。但是像中國或古代埃及的經濟發展的邏輯並沒有引導到古代生產方式的出現。後一種情形我們認為毋寧是兩個並存的經濟發展的類型。古代社會代替了氏族社會組織；同樣，東方社會製度產生以前的社會組織也是氏族社會組織。”
也就是說，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馬克思在讀摩爾根的著作之前，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指的是一種比希臘羅馬的生產方式更為古老的生產方式，隻是在讀了《古代社會》一書之後，才改變了此種看法。
問：普列漢諾夫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是因問題而引起的，即如何解決俄國的土地革命問題。為何整個２０世紀，不管是俄國還是中國，學者們基本上做的都是文本研究？
答：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凡是崇拜經典的民族，學者們的工作主要是對經典的注疏，而且其學術價值和地位也主要體現在這一方麵。這樣的學者隻能尋章摘句，而不可能有自己的問題，因而也不可能將“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一個問題來研究。第二，“亞細亞生產方式”在經過一段時期的討論之後，斯大林意識到此種討論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不利，於是通過政權的力量宣布其為“禁果”，並通過一種欽定的觀點而限製學者們的自由討論。
問：您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是由文本而到問題的。請問您在此課題研究中，有何新的見解。
答：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一書。也可以說，該書既為文本研究，亦為問題研究。我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對人類曆史的分期不是“五種生產方式”，而是“三階段”說，即將一部人類曆史看作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三個階段。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又將其看作三種所有製形式，即他所說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製。三者雖為類型的不同，但又有程度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所有製問題上，私有的程度不一樣。具體說來，“亞細亞”的所有製為公有製，“古代的”所有製為公有和私有並存，“封建的”所有製雖然同樣為公私並存，但私有化的程度卻遠遠地高於“古代的”所有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