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毓生“創造性轉化”相對應的是李澤厚提出的“轉化性創造”。所謂“對應”，不是說二者的主張剛好對立，而是李澤厚的提法剛好把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倒了過來。倒過來之必要，乃是因為在李澤厚看來，林毓生的提法有西化之嫌，即“容易被理解為以某種西方的既定的形式、模式、標準、準繩來作為中國現代化前進的方向和所要達到的目的”。其實，李澤厚的“轉化性創造”同他的“西體中用”，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西體”，不是以西方文化為“體”，以中國文化為“用”。也就是說，他的“西體中用”不是對應於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而是有一種別樣的解釋。因為他所看重的“體”，乃是衣食住行，基本思路仍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惟如此，李澤厚又將他的文化主張俗稱為“吃飯哲學”。在他看來，中國隻要經濟發展了，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樣一種思路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已不陌生，有關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但是此種思路同樣是欠於成熟的。第一，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絕不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也不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恐怕觀念形態與上層建築更為重要。這裏麵所牽涉的學理較為複雜，我今天不可能展開來談，隻想舉一個曆史實例來說。二十餘年來，中國強調科技興國，強調發展經濟，強調“硬道理”，但這一切都必須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其不然，我們怎麼去評價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的曆史意義呢，又怎麼去評價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呢？或者反過來理解，如果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是一種單向度的決定論的關係，那又何須一再強調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呢？第二，一切為了“吃飯”，為了發展經濟，是不是現代化的目的，恐怕也是成問題的。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而不是物的現代化。如果一種文化僅以衣食住行為“體”，那麼必然是隻見物而不見人。這樣的現代化是沒有意義的，也不符合現代化之本義。再者，僅以“吃飯”為目的，但能否有飯吃，或者說能否吃好飯，同樣是一個問題。社會發展是結構性的，如果製度和觀念兩個層麵的文化沒有相應的變化，物質文明即使發展了，也隻能是畸形的社會。
“全盤西化”的主張是胡適和陳序經等人提出來的。該主張自提出之後，一直不被人們理解，甚至被當作貶義性的東西而受到全社會的普遍指謫，視同“崇洋媚外”或文化賣國主義。誠然，胡適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陳序經認為“過去和今日的中國還是事事太落後，樣樣不如人”。這樣的說法，如果從字麵上看，顯然是偏激的，而且同中國曆史與文化之事實亦不合。中國文明幾千年，且是泱泱大國，不可能“事事都落後，樣樣不如人”。學者們和普通民眾之所以不同意他們的主張，也主要是因為他們這些過激的言詞。再加上意識形態的有意渲染，他們也就更加成為文化虛無主義者了，成為批判和否定的對象。但是，我們又須看到，胡適等人的“全盤西化”論是有它的曆史合理性的。他們提倡“全盤西化”，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洋奴”，更不是對傳統的極不尊重。他們之所以提出這樣過激的主張，乃是有所考慮的。第一，２０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的聲音非常微弱，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始終占著上風。如果不在口號上激進一些，不足以引起國人的重視。這就叫做“矯枉過正”。用胡適的話說，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意思是說，欲使國民盡可能地告別舊文化和接受新文化，就必須走極端，將中國傳統文化貶得一無是處，一錢不值，把西方文化說得美輪美奐。這樣一種做法，實際上是一種策略，一種手段，所體現的亦是胡適、陳序經們的用心良苦，絕不可依此而斷定他們從心底裏不認同中國文化。第二，他們提出“全盤西化”，乃是針對“皮毛西化”而言的。何謂“皮毛西化”？就是隻學點西方人的技術，或翻譯一點不痛不癢的西人著作，讓國人隻停留於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欣羨，至於西方人的社會結構如何，價值追求怎樣，以及這些同物質文明之關係，則可不問。很顯然，這樣的文化選擇之方式是很有問題的。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都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看待中西文化之關係的。而胡適、陳序經等人認為，這樣的“皮毛西化”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既無助於對中國舊文化的清算，更無助於中國文化的開新。文化既然有其結構性、係統性，那麼對西方文化的接納就不應該是皮毛的。照理說，這樣的思路既符合文化學原理，亦符合中國社會的當代需要。可是我們的國人不明白此種道理，也不理解胡適、陳序經等人的苦心，而是將其視為荒謬，視為洋奴。其實，他們是最有民族責任心的，也是有民族氣節的。而且，他們還是很傳統的。胡適的婚姻便是一個典型。前不久，一家電視台作了一個專題節目，談的是２０世紀的一些名人的婚姻。我看了這個節目後，得出一個結論：那些口喊尊重傳統且傾向於激進主義的，許多人在婚姻上都不甚嚴謹，很難護持傳統美德；而那些主張西化的人，在此問題上反倒是傳統型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我沒細想過，隻是覺得這裏麵有文章可做。
問：國內外許多人說，２１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有的人甚至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於這樣樂觀的看法，我總多少有點懷疑。
答：您的懷疑是有道理的。認為２１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此種觀點說白了就是，我們許多人仍然沒有擺脫文化自大主義情結，心理是不太健康的。至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法，更沒道理。世界文明發展的規律絕不是風水輪流轉，也不像古人說的那樣，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在他的專業範圍內是很傑出的，但就是不應該老糊塗，涉足自己陌生的領域，盡說些糊塗話。可是他是名學者，資格又老，一言九鼎，很有分量，即便是一些糊塗話，也能引起巨大影響。
其實，類似的樂觀看法並不是近些年才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裏，就豪邁地表示此種樂觀的看法。他寫道：青年們，“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去超拔他哩！”可是將近一個世紀下來，西方文明並沒有破產，而且還在不斷完善不斷繁榮。倒是我們這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弄得麵目全非，四不像。你憑什麼去救渡人家？論物質文明，你比人家落後幾十年；論製度文明，你自身需要變革的東西實在太多；論觀念文明，你的主流觀念同現代社會之要求相距甚遠。文化與社會的發展，不是喊幾句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在這裏，不需要豪言壯語，需要的是理性精神和科學態度。如果２１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那麼請問，今天我們已經進入２１世紀，有何苗頭出現？為什麼至今我們仍然需要西方文化來變革我們的舊文化？文化的傳播乃至占領世界是同語言的傳播同步的。今日的英語之所以會成為世界性的語言，原因就在於美國的經濟與文化的繁榮。也就是說，要想中國文化在２１世紀成為世界主流文化，那麼就必須使漢語取代英語，成為世界各國都必須學習的語言，就像我們今天學英語一樣。很顯然，在２１世紀，漢語是做不到這一步的。
問：在西方，也的確有不少的思想人物欣羨中國文化，如伏爾泰、萊布尼茨、羅素、海德格爾等人。您是怎樣看待這一現象的？答：這是近些年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樂於談論的一個話題，並以此來說明中國文化的優越。一些西方學者讚賞中國文化，這是事實，不可否認。但是，問題的實質不在對現象的陳述，而是對此現象作怎樣的分析。在我看來：
第一，中國文化並非一無是處，其中同樣有許多精華。這是西方人認可它的前提。
第二，西方人讚揚中國文化，很大程度上帶有功利的色彩，且很難有一種客觀的評價。比如伏爾泰就是如此。伏爾泰很欣賞中國的文官製度，認為通過考試而選拔官吏，既體現了平等競爭的原則，又是對專製極權的限製。他之所以有此認識，就在於他認為介紹中國的文官製度，可以攻擊法國的專製統治。顯然，伏爾泰的認識非但有限，而且錯誤：（１）相比於法國，中國的政治更為專製；（２）中國官員的選拔製度非但不能限製王權，而且還是鞏固其專製統治的有效措施。
第三，從大體上說，西方文化為理性的，重科學分析，因而也是容易被認識的；中國文化為非理性的，重直覺體驗，因而也是難於認識的。這樣一種差別，決定著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隻能是表層的，未及根底。故而他們的評價也就很難是中肯的。
問：如果２１世紀為中國文化的世紀這一說法尚可存疑，那麼在這一新的世紀裏，世界文化的前景又將是怎樣呢？
答：我不大喜歡作預測。但有三點又是可以肯定的：（一）在未來社會，文化一元化的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像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思想自由、個性自由、人人平等、以法治國這樣的理念與原則將成為各民族的共識，且落實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二）未來社會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社會，在世界文化的大海中，每一個民族都會有它相應的價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各民族的文化地位是等同的。近幾個世紀以來已經主領世界文化大潮的民族仍將在一定的時期起著主導性的作用。（三）在一元化的大潮中，民族文化特色雖仍可保存，但主要的隻體現於飲食、服飾、藝術、宗教、語言諸領域，而且亦漸有淡化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