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不管是“體”也好，“用”也好，儒家的根本屬性乃是政治倫理，核心內容在德治主義（或曰民本主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否意味著２０世紀的中國人，之所以沒有處理好中國文化的“體”“用”關係，乃是因為他們對儒家的根本理念和價值理想缺乏批判性的認識？
答：是這樣的。我們不妨以新文化運動為例。當年的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吳虞，也包括如梁啟超、梁漱溟、杜亞泉、辜鴻銘這樣一些傾情於傳統的人，都隻是看到儒學在“用”的層麵上的一些毛病，而對於它的道德理想乃至“內聖外王”的致思模式，不但沒有從學理上予以反思，而且還是無思考性地予以認同和張揚。當時對儒學的批判，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都是出於對“禮教”的仇恨，誰也沒有想過，“禮教”何以可能，建立在一種什麼樣的理念之上？如果此種理念之本身不予反思，儒家之“禮教”又如何能夠退出曆史舞台？由於類似的問題，誰也沒有認真對待過，所以才會導致這樣的曆史悲劇：舊的“禮教”雖然不複存在，但取而代之的卻又是一種新的“禮教”；孔家店鋪隻是換了一塊招牌，裏麵的貨色幾乎沒有變化。如果說有變化，也隻是一些標簽和包裝。借用一句老話說，是新瓶裝舊酒，而不是舊瓶裝新酒。
問：關於民本主義和德治主義與中國之曆史與現實的關係，我們也是討論過的。而且您在近些年的著述亦多有闡述。但是，我仍有不明白的地方。既然中國文化之主幹為儒學，而儒學的價值理想又在它的民本主義或德治主義，那麼也就意味著，我們否定儒學的價值理想也就等於否定了它的現代價值。倘若這樣，我們又如何去尊重和繼承傳統呢？
答：在此問題上，人們往往落入思想誤區，以為對儒學予以批判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就是數典忘祖，甚至還將其同愛國與否聯係起來，好像不信從孔孟的那一套便是賣國賊。我不知此種邏輯是從哪裏來的，更不知它的始作俑者是誰。其實，這一邏輯是非常荒唐的。更可笑的是，許多口喊尊重傳統尊重儒學的人，對於什麼是傳統什麼是儒學，連基本常識也沒有。而對於如何看待傳統以及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更無學理上的思考，很大程度上隻是“一犬吠日，十犬吠聲”。
那麼，人們以往的思想誤區究竟在哪裏呢？第一，將傳統僅僅等同於中國文化傳統，認為隻要對中國文化傳統不敬便是文化虛無主義。實際上，傳統有大小之分，猶如若幹個同心圓。就一國同世界的關係論，一國的傳統是小傳統，世界文化之傳統是大傳統；就一國之範圍而論，區域性的文化傳統為小傳統，一國之內的文化傳統為大傳統。這樣一種關係決定著，人們如果不認同（事實上也不可能）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並非意味著他們無傳統可依。因為除了小傳統，他們還有大傳統，絕對不可能成為文化虛無主義者。第二，將中國文化傳統僅僅等同於儒家傳統，似乎除了儒家思想，中國文化中就再也沒有什麼可依憑的。實際上，中國文化豐富多彩，且體現於人們生活世界的方方麵麵。僅就思想形態來說，就有儒釋道三家。我們怎麼能夠說不讚同儒家的那一套，就等於不要傳統。除了儒家，釋道兩家難道就不是傳統？何況，對傳統的尊重和發揚，也不見得一定要在思想形態方麵下功夫。例如一個廚師，他同傳統的關係，主要是繼承和發揚傳統的飲食文化，學會怎樣做好菜，色香味俱全，而用不著去鑽研儒學，更用不著將孔夫子尊為祖師爺。又如我自己。這些年來，我因對儒學持批判性的觀點，常常被人視為西化派，自由主義者，似乎我對儒家的一些基本理論不滿意，就是對傳統的不敬。這實在是一個誤會。從總體上說，我對中國文化傳統是認同多而否定少。比如中國古代的文學、語言、藝術等等，我都是很認同的，且受其影響較深。就是儒釋道三家，我也沒有一概否定。我雖然不能過佛道兩家的生活，但卻深知他們在中國文化乃至現代生活中的意義。即便對於儒家，我也在許多方麵是認同的。比如它的義利之辨、君子與小人之辨、忠恕之道、仁愛思想等等，如果從私人領域而言，我認為都是很好的，在現代社會仍有價值。我不敢認同的隻是，儒家將私人領域同公共領域混為一談，以“內聖外王”作為立國之道。
問：您一再強調過，人不能離開傳統，如果棄傳統而不顧，必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且這個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完全脫離傳統的人。但是，傳統與現代畢竟是一對矛盾。這二者，不管是對立的，還是對立的統一，但畢竟有相互衝突的一麵。現代人一方麵要尊重傳統，離不開傳統，但同時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傳統，超越傳統。如果沒有對傳統的否定和超越，社會不可能有發展，更不會有所謂的現代。這樣一種關係既簡單又複雜。言其簡單，是因為其對立統一的道理不難理解；言其複雜，是因為繼承與超越這二者不知如何取舍。傳統是一個複雜的整體，一個結構性的整體。特別是一種文明古老的傳統更是這樣。我們通常把文化分為物質、製度、觀念三個層麵。這三個層麵的文化在傳統深厚的民族往往是結構性的，一榮俱榮，一衰俱衰。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對於傳統，何者該取何者該舍也就成了大問題。盡管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當作一個原則性口號，但我仍疑慮，此種口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它仍然不能解決何者該取何者該去的問題。此問題不解決，我們將既不懂得如何去尊重傳統，也不知如何在傳統的基礎上超越。對此，很想聽聽您的意見。
答：該問題很複雜。２０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界有關中西文化大討論至今未得善果，原因也就在這裏，即學者們對於這一話題的基本理論和思想原則不甚了了，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思考過。其實，中西文化之比較或傳統與現代之關係的研究，並非隻是一個對傳統的態度問題，更非擺譜可以解決。它的學理之要，是必須對討論的問題乃至現時代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一條正確的思路。
那麼何謂正確的思路呢？我的理解是：
（１）認識人類文化從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發展規律。
（２）認識傳統深厚之民族的文化乃是結構性的。
（３）認識現代社會同傳統社會根本區別之所在。
（４）認識何種文化在現代社會充當著主導和支配他者的角色。
（５）認識在未來社會，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我想，我們的國人，特別是那些熱心於文化問題的學者，如果能夠循著這樣一些思路去想問題，就不至於茫然了，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出路也就有了正確的認識。一個世紀以來，文化論爭熱熱鬧鬧，之所以莫衷一是，原因也就在於學者們沒有一條清醒的致思理路。
至於您所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口號，的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說了等於白說。類似的口號還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同樣是沒有意義的。
問：對於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新儒家主張“返本開新”，林毓生主張“創造性的轉化”，李澤厚主張“轉化性的創造”和“西體中用”，張岱年主張“創造性的綜合”、胡適和陳序經主張“全盤西化”。對於這諸多主張，您是怎麼看的？
答：這個問題很大，我不可能談得很細。
現代新儒家主張“返本開新”，之所以受到一些新進學者的批評，就在於他們所“返”之“本”有問題。他們心目中的“本”，按照牟宗三的說法，即儒家的“道統”，或者說是儒家的內聖之學。他們雖然不反對民主和科學，但卻不主張從西方文化中借用這“德”“賽”二先生，而是認為隻要返回到儒家的內聖之學，同樣可由之而在中國發展起民主和科學的外王事業來，即“內聖開出新外王”。此種主張的思想缺失，我們已經作過討論。按照我的理解，儒學作為一種政治倫理學，根本缺陷乃在於“內聖無根，外王無橋”。如果將其同民主和科學聯係起來考慮，我的基本觀點是，儒學既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也是反科學的。這也是我自己這些年為什麼致力於對儒學反思的根本原因所在。
林毓生雖是海外學者，但其“創造性轉化”之主張在國內學界很有些影響。何謂“創造性轉化”，按照林氏自己的解釋是：“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將一些中國傳統中的符號、思想、價值與行為模式選擇出來，加以重組與改造，使經過重組與改造過的符號、思想、價值與行為模式，變成有利於革新的資源；同時，使得這些質素在革新的過程中，因為能夠進一步落實而獲得新的認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林毓生至少有兩點缺失。一、在他眼裏，中國傳統中的一些符號、思想、價值和行為模式如同一塊塊的積木，是可以重組與改造的，亦如商店裏的商品，可以任憑顧客挑選。實際上，問題遠遠沒有這樣簡單。中國傳統文化曆史悠久，且為成熟，早已是結構性的，不可能將其分割開來，任人取舍。比如它的政治形態就是同觀念形態緊密結合的，其專製主義統治便是建立在“有德者王”、“民為邦本”、“替天行道”等觀念形態的基礎上，我們怎麼可以做到既采納它的觀念形態而擯棄它的政治形態呢？二、現代中國需要的符號、價值、思想和行為模式，隨著世界各民族交往的不斷深化，早已不成其為問題，根本用不著一定要到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裏麵去尋找。比如“人權”，中國人早就知道西方人有“天賦人權”之一說，隻要將其借取過來就行了，有什麼必要通過一個“創造性轉化”，到中國古代的思想和學說中去尋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