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作中西文化比較，尤其是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大討論，都不是為了純學術的目的，而是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之色彩。具體說，都是為了解答本民族文化如何更新的大問題。時代在前進，討論也一直在進行。可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一個定準。學者們意見不一，公說公有理，婆說理也強，一個世紀下來，還是莫衷一是。普通的國民更是無所適從，不知哪種觀點是正確的。當傳統派占上風時，他們認為傳統派有理；當西化派占上風時，他們又覺得真理在西化派手裏。特別是近幾十年來，自由討論亦不再可能，學術問題視同政治問題，誰手上有槍杆子印把子，誰就是學術思想界的領航人，更使國民在此問題上迷茫，不知何去何從。近年來，您對文化問題頗為關注，對２０世紀的中國曆史亦有獨到的見解，能否首先請您對２０世紀中國的中西文化比較作一個大致的點評？
答：其實，該問題我們原已討論過。按照學界近年通行的看法，２０世紀的中國思想界大致可歸納為三種思潮，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但在我看來，這三種思潮並非三足鼎立，而是兩軍對峙。因為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實為一家子，名異而實同。您也許會說，這兩種思潮相異之處甚多，而且還相互詆毀，怎麼可能是一家子呢？殊不知，相異隻是表麵的，枝節的，相同才是深層的，根本的。那麼二者的共同處在哪裏呢？就在道德理想主義信仰和民本主義崇拜，在於都反對自由主義。而且就這二者同自由主義之關係而言，也不是勢均力敵的。除新文化運動那短短的幾年外，自由主義一直處於弱勢，處於被壓迫的地位。保守主義雖然不如激進主義得勢，但相比於自由主義，處境卻好得多。特別是近十餘年來，保守主義很是體麵，出盡了風頭。這三種思潮的力量對比，乃至各自的曆史處境，很值得深思。我常常想，誰要是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的認識，誰也就讀懂了２０世紀的中國。
問：幾年前，您曾在《重評陳序經》一文中，對折衷派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您是這樣寫的：
“現代中國文化的悲劇就在於，折衷派的主張最具欺騙性，最能夠在廣大國民乃至很大一部分糊塗的知識分子中間得到認同，但同時此種主張又最容易被少數人所利用，作為他們中飽私囊的工具。一方麵，他們主張向西方人學些皮毛的東西，並在其學習（用今日的話說叫做‘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盡情地享受西方文明所帶給他們的奢侈生活。但另一方麵，為了維護既定的社會秩序以免自己的特權地位不至於受到威脅，他們又口口聲聲鼓吹傳統文化之優秀，用文化相對主義為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而辯護。實際上，傳統文化早已被他們所踐踏，傳統美德早已被他們丟棄得幹幹淨淨。他們所愛的隻是自己以及可以滿足自己欲望的現代物質文明，而不是國家利益民族尊嚴，更不是傳統的文化。如果要在孔孟之道與高級轎車之間作出選擇，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隻不過，當他們已經選擇了後者或者說一頭鑽進小汽車之後，才探出頭來對老百姓說，要如何尊重孔孟尊重傳統。”
然而，我讀了您的這段話之後，倒是覺得您所鞭撻的，與其說是折衷派，還不如說是某些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者。而且，如果按照您的說法，２０世紀的中國思想界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三種思潮，那麼折衷派又將放在何種位置呢？或者說在這三派中，它又屬於哪一派呢？
答：嚴格來說，百分之百的保守主義是沒有的，或者說是很少有的。不管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是其他一些保守主義者，都不是完全拒絕西方的先進文化。他們有一個“中體西用”的公式。雖然這個公式是張之洞提出來的，但卻一直被保守主義奉崇著。而且，激進主義對待中西文化之態度，也基本上是這一公式，隻是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改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已。從此意義上說，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都是折衷派。還有一點需要明白的是，折衷派並不是真正的折衷，不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各取一半，半斤八兩，而是有所側重的，立場非常的鮮明。他們重視的是傳統文化或類似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舶來品，而對正宗的和主流的西方文化，卻是從根本上拒斥的。而這也就是他們同自由主義的實質性差別。
問：既然激進主義同保守主義從根本上是一家子，那麼也就意味著，隻要對保守主義的文化主張作一透徹的分析，激進主義文化觀之實質也就朗然可見了。
答：大體上是這樣的。但有一點又必須區別開來。保守主義借助的是傳統話語，主要是對儒家命脈的接續；而激進主義雖然從本質上看同儒家思想形異而實同，但借助的畢竟是一種外來話語，而且其內含也比儒家豐富。比如它的理論更為係統，更為“科學”（實為不科學），也更帶有宗教的意味（盡管是在無神論的旗幟下）。
問：保守主義者，例如現代新儒家，並不完全拒斥西方文化。他們同樣讚成民主和科學，而且在這一點上同自由主義並無原則上的分歧。而且他們主張“中體西用”亦無大錯。您也曾說過，民族文化之傳統乃是人的文化之根，生命之源，任何創新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上。既然這樣，保守主義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體，以西方文化為用，應該是正確的。然而這許多年來，您對保守主義又是持批判的態度，且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色彩。不知您對這“體”與“用”之關係，究竟是怎麼看的？
答：傳統文化應予尊重和敬愛，而且文化中亦確實存在“體”與“用”之關係。中國文化是如此，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因此在我看來，重要的乃是區別何為“體”何為“用”。特別在現代社會，更需重新看待“體”“用”之關係。所謂“體”，說穿了就是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所應堅守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這些理念和原則具有普適性，超時空超階級。而“用”隻是這些理念和原則的外化。“用”是靈活的，具體的，多樣的。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宗”也就是“體”。打個比方說，大學的“體”就是大學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即大學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而辦學。雖然對此理念和原則沒有固定的說法，但是隻要懂得大學的教育規律，人們心目中便會有一種基本的認識。柏林大學的創始人洪堡曾提出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的口號。這一口號提出之後，遂被世界各國所認同，且以之作為現代大學的基本理念。美國的大學遵循“三Ａ原則”，即學術自由、學術自治、學術中立，同洪堡的口號亦十分相近。我國教育家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竺可楨的“大學是社會之光”等說法，亦在強調大學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種種說法雖然措詞不同，但基本理念與基本原則則是一致的，無不統一到“自由”二字上。近年來，中國學界亦在討論“大學是什麼”的話題。我自己亦有所思考。不過，我認為與其討論“大學是什麼”，不如思考“大學不是什麼”。因為對於我國的大學教育，我以為我的這種提問方式更能切中問題之實質。我以為，大學不是工廠，不是軍營，不是陣地，而是它應該是的樣子。那麼這“應該是的樣子”是什麼？答案便是，隻要大學不是按照工廠、軍營和陣地的模式而辦的，便是它“應該是的樣子”。雖然我的這種思考方式看起來較為迂回，但卻能夠說明大學的理念是什麼。
循著這一思路，我們再來看中國文化的“體”與“用”之關係，就好理解多了。
問：中國文化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就其思想形態來說，至少包括儒釋道三家。而這三家的“體”與“用”又各為不同，我們根據哪一家而談中國文化之“體”與“用”呢？
答：佛教以一個“苦”字而立論，道家以一個“無”字為根本，而儒家既不講“苦”，也不尚“無”，而是以一個“仁”字作為其整個學說的基本範疇。很顯然，這三家的“體”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一直處於主導地位。我們常說中國人是炎黃子孫，是孔孟之徒，所強調的也是這個意思。正因為如此，２０世紀的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態度（不管是接納還是拒斥），都是以儒家的理念為價值尺度的。人們拒斥西方的主流文化，堅持“中學為體”，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西方主主流文化之“體”同中國儒家的“體”是衝突的，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他們接納西方的某種非主流文化，也是在於他們認為，此種文化（嚴格說是一種思潮或一種學說）同儒家文化有著根本性的一致性，即形異而神同。雖然他們也反封建主義，反孔孟之道，但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所崇奉的學說同他們所反對的中國傳統文化並無實質性的區別。我這樣說，也許有點玄乎，表麵看來還是矛盾的。既然人們沒有意識到二者的一致性，怎麼可以說他們認為二者形異而神同呢？其實，我這樣說並不矛盾，隻是因為語言表述的困難，或者說是因為國人在此方麵之認識的乖離。一方麵，他們批儒家，試圖用一種新的學說取代儒家學說，但卻想不到他們所奉崇的這一新的學說同儒學，本質上是相同的。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悲劇性的現象，根本原因便是在他們身上，儒學的影響根深蒂固，以致他們仍是以儒家的理念而作為文化選擇的價值尺度。
問：能否這樣來理解，２０世紀絕大部分的中國人對儒學的認識，隻是認識到它的“用”之弊端，而沒有意識到儒學的病根在它的“體”？
答：這樣理解雖無大誤，但卻不準確，不完全。因為“體”與“用”是不能分開來談的。按照儒家自己的說法，即體用不二，即體即用。而且儒家之“體”“用”關係，亦是多層麵的。比如，就“修齊治平”這四個字來說，“修身”是“體”，“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用”。或者說，“內聖外王”四字，“內聖”是“體”，“外王”是“用”。但是就“外王”事業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念為“體”，為此目的而采取的具體措施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