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２０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中西文化比較的大討論，實則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或者說是啟蒙運動中的重頭戲。一個世紀裏，學術思想界的新銳人物幾乎都熱衷於中西文化比較，亦可間接地說明這一點。但是思想啟蒙又不是２０世紀中國特有的現象。從橫向看，麵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日本和俄國在１９世紀和２０世紀初都有過思想啟蒙。特別是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封建專製主義，更是經過了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啟蒙運動。從縱向看，中國除了２０世紀這場啟蒙運動之外，早在明末清初，同樣有一場思想解放運動。
日本和俄國的思想啟蒙，我們暫可不說，盡管這二者同中國的啟蒙運動同樣具有可比性。我們之所以重視中國和西方的啟蒙運動，原因有二。一是我們今天所談論的主題為中西文化比較；二是因為在漢語學術界有一種觀點頗為流行，認為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同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頗為相似。我對該問題沒有作過專門思考，但卻覺得這二者可能不是一回事。不然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何西方的啟蒙運動帶來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明末清初的中國啟蒙卻沒有帶來類似的社會變革？不知您對這一問題是否作過深入的思考？
答：這幾年，我對該問題是有所關注的。而且，您所提到的這一觀點，主要論者還是我學術上的朋友。此問題看似不大，但其所體現的則是我們如何看待中西兩種思想文化傳統的大問題，而且還關涉到對２０世紀中國思想史的看法。正因為其意義的重大，所以在我新著的《中國文明史》中，才專辟一節“晚明思潮與中國式的啟蒙”，意在比較中西兩方啟蒙思想之差別。
問：能否請您談談具體的區別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麵？
答：我們用不著先忙於談差別，還是從其共同點說起吧！文化的比較，既在求異，又在求同。如果一味地求異，那麼比較也就沒有多少意義，而且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特別是我們將中西兩種文化作比較，本身就意味著兩種文化之間有共通的地方，可以互相借鑒，亦可互為補充。打個比方說，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飲食文化現象，隻有異而沒有同。顯然，倘若將此現象作為文化比較的課題，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就我們所談論的中西啟蒙思想這一話題而言，中西雙方同樣是有共同點的。否則的話，學者們就不會將二者視為類似。那麼其共同點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麵呢？按照我的那位朋友的理解是：
“從１５～１６世紀始，人類社會開始從國別的、區域的曆史進入‘世界曆史’，——在西方和東方文明內部都先後生長出現代經濟和思想文化等‘世界曆史’的因素，並按照體現著這一總趨向的各自的特殊發展道路而走向對於人類普遍價值的認同。在中國，從明代嘉靖初至清道光二十年——即１６世紀３０年代至１９世紀３０年代——正是一個使古老文明彙人世界曆史的特殊發展時期。它既體現著社會發展和人類心靈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又因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既往的特殊性而使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社會發展和思想啟蒙的道路具有格外‘坎坷’的中國特色。”
盡管這段文字中用了“中國特色”的字樣，但在作者看來，明末清初的中國啟蒙同西方的啟蒙，不僅主題相同，而且同當時的“世界曆史”合流。所以他強調中國的啟蒙同西方的啟蒙，都是“體現著社會發展和人類心靈發展的一般規律”，都是“對於人類普遍價值的認同”。那麼這種普遍的價值是什麼呢？他概括為“個性解放的新道德、科學和民主”三者。
我的這位朋友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新銳人物，治學嚴謹，思想既深刻又解放，認識尚為如此，不能不使我深感到問題的嚴重。雖然在思想啟蒙這一問題上，中西雙方有相同之處，但畢竟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如果這些差異不被充分認識，我們的思想啟蒙將隻會南轅北轍，甚至助紂為虐。２０世紀的中國就是一個慘重教訓。在這一個世紀裏，曆史中的諸多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們的啟蒙思想有問題。這真是中國人莫大的悲劇。他們意欲啟蒙，意欲通過啟蒙而擺脫專製主義的束縛。然而他們的啟蒙思潮，從某種意義上說又使他們受奴役的程度更甚。
問：個性解放、民主和科學無疑是現代化的三大主題。而我們不論是詳讀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的文字，還是考察２０世紀新文化運動前後思想先驅的有關論述，都可發現，他們的著文作論，無不是圍繞著三大主題而展開的，怎麼可以說他們於中國社會的貢獻是南轅北轍呢？
答：從表麵上看，中國的啟蒙的確是圍繞著這三大主題而展開的。以明清之際為例。在個性解放方麵，思想家們力主新的理欲觀，認為人的情感和情欲乃天趣所然，應予發揚而不應該滅除。在這一點上，李贄的言論最為激烈；在政治方麵，啟蒙思想家反對君主的獨裁，主張“以眾論定國是”，甚至主張分權製衡和學校議政；在知性方麵，啟蒙思想家反對傳統的重道輕藝的思想，主張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但是在我看來，這種種現象雖表明啟蒙思想家對傳統文化有所反思和批判，但卻沒有觸及到中國文化的根本弊端。
問：還是請您說得具體些。
答：兩年前，我在《中國文明史》中對這一問題作過係統的回答，現不妨在此將我的基本觀點再複述一遍。
（１）西方人的啟蒙也是反傳統的，但其所反對的對象隻是中世紀的神學傳統和近代早期的專製王權，並不反對整個西方的曆史傳統。而且，啟蒙思想家手中所持有的武器同樣是傳統裏麵的東西，如希臘羅馬的思想傳統以及基督教裏麵的平等觀。即是說，西方人的啟蒙，是借助於遠古的傳統反對近世的傳統。這樣一種關係，一方麵決定著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是相對成熟的，另一方麵又決定了整個社會對他們的思想是可以接受的。而中國明清之際乃至２０世紀的啟蒙卻沒有這樣的條件。思想家們反傳統，反專製，反理學，但卻沒有自己的傳統可以依憑。如是，既決定了他們的理論表述之不成熟，同時也決定了不可能在全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
（二）西方的啟蒙運動既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先導，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即是說，在西方世界，思想啟蒙有著深厚的曆史背景，有著資本主義經濟和市民社會的基礎。所謂啟蒙運動，也就是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而在中國的明清之際乃至２０世紀，雖然經濟領域有一些新的變化，但卻不是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更沒有所謂的市民社會。也就是說，中國的啟蒙思潮雖然不是空穴來風，同樣有它的社會曆史背景，但卻沒有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啟蒙思想家更難說是代表哪個階級在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