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們談中西文化，不論是從西方文化看，還是從中國文化看，都繞不過資本主義這一話題。近代之前，由於文化的相對封閉性，誰也沒有想到要作中西文化比較。隻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危及到中華民族的生存，中國知識分子才感到有必要係統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於是也就有了中西文化的比較。而且，學者們在從事此項研究的過程中，關注的重點亦主要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便今日也還是如此。然而我們反觀這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不難發現我們的國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是淺薄的。盡管現在傳媒發達，出國留學或考察的人亦不少，但是對西方的認識仍然是淺層次的。這可從如下兩個事實得以說明。一個便是國粹派與西化派的對立，另一個便是西學被意識形態化。在一部分人眼裏，西方文化美輪美奐，資本主義美如天堂；在另一部分人眼裏，西方文化窮途末路，資本主義行將就木。很顯然，如此對立的兩種看法肯定都是有問題的。這樣一種學術思想之現狀，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之更新都是極其不利的，而且還陷入怪圈之中，即欲求中國問題之解決，我們就必須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有較為係統和全麵的了解，但另一方麵，此種功利性的學術動機又很容易使人們趨於偏狹，從而使理性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不可能。請問，我們如何才能做到既抱著功利性的學術目的，又能做到理性和客觀？
答：我認為問題並沒有您所說的那樣嚴重，更談不上“怪圈”。也許在２０世紀的上半期，確有您所說的“怪圈”之現象，像胡適、陳序經、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學術思想，都有偏狹之嫌。但是到了２０世紀的後半期，就不能這樣來理解了。第一，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什麼學術思想，更談不上學派的對立與交鋒。第二，這一時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不是出於學者們的所思所想，而是由意識形態定調。盡管有的聲音也是來自學術界，但這些學者們多是鸚鵡學舌，附和意識形態。第三，近些年，由於國際交往的增多和資訊的發達，人們對於西方價值乃至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持肯定態度。雖然仍有不少學者還在大談“亞洲價值”和“儒教價值”，但是這些學者不是因為迂腐，就是心口不一。之所以仍會有心口不一的現象，根本原因仍在意識形態。
問：您的意思是不是說，現在的中國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有了理性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
答：不能這樣說。現在的中國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仍是表麵的、淺層次的，進步隻是體現於感性認識。也就是說，他們所看到的隻是西方世界物質文明先進、生活水準高，政治上民主、法製健全等現象，至於資本主義社會何以能夠做到這一些，其精神實質是什麼，則是國人很少思考的。也正因為如此，在絕大多數國人那裏，仍對資本主義社會存有意識形態的偏見。
問：您認為欲對一種異質文化予以理性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我們首先應該抱著一種什麼樣的學術態度？
答：這是一個知易行難的問題。誰都清楚，作為一名學者，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獨立的學術立場，不做權威或意識形態的附庸。可是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之中，又很難做到這一點。這是因為，學者是有多重歸屬的。他除了歸屬他的學術之外，還要歸屬民族國家，歸屬他的本土文化，歸屬他所信奉的“主義”和政治派別。如此多的歸屬，決定著他的人格是複雜的，而且很難保持人格的獨立，亦很難堅守自己獨立的學術立場。此種狀況同時亦反過來說明，學者要想有獨立的思想，就必須做到如下幾點：（１）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更不能僅為意識形態服務；（２）消除民族主義之偏見，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分析問題；（３）不要局限於眼前的功利性考慮，而是要從純學理的角度養成自己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我想，我們的學者如果做到了這幾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也就不至於偏狹了。
問：您認為我們以往的學界對資本主義社會之認識，值得反思的地方主要有哪些？
答：以往學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總的看來，不外乎一個十字架的結構。十字架的一豎，指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之曆史位置的認識；十字架的一橫，指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認識。在我看來，這一橫一豎可能都是有問題的。
問：您所說的十字架的一豎，如果再放眼看，實乃是對整個人類曆史之進程的認識。此種認識在我國學界已不陌生，而且是將其作為常識寫在教科書中。倘若此種認識有誤，那麼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認識才是可取的呢？
答：對曆史作縱向的考察，實際上也就是對曆史作階段性的劃分，即人們常說的“曆史分期”。而且人類自從有了曆史意識之後，就開始試圖對曆史作出分期。不過，在古代社會，人們的曆史觀基本上是消極的，認為曆史是倒退的，一代不如一代。中國的儒道兩家是如此，希臘哲人赫西俄德也是如此。赫西俄德認為人類曆史經過黃金、白銀、紫銅、黑鐵四個階段。曆史愈往下走，境況愈不理想，到了他自己生活的時代，社會更是黑暗和紛爭。中國的老子將曆史分為兩個階段，即前文明時代和文明時代。前文明時代即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國。此理想國，“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老子看來，這是多麼美妙的社會圖景。然而文明破壞了這一圖景，從而使整個社會被敗壞了。儒家崇尚先王之道，並以此為標準而把春秋戰國之前的曆史分為“五帝”、“三王”、“五霸”三個階段。在孔子和孟子等人的眼裏，這三個時代，同樣是一代不如一代。
第一次將人類曆史作進步理解的是猶太人。基督教（包括猶太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曆史哲學，並且是一種辯證的曆史觀，即將人類曆史理解為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上帝創造的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生活於其中，幸福而美滿。然而由於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人類的曆史由之而敗壞，各種罪惡亦由之而產生，神的曆史轉為人的曆史。但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之後的人類，並非沒有希望所在。他們依靠對上帝的信仰，不斷地洗去身上的原罪，還是有希望回到神國。這樣，曆史在經過一段漫長的曲折之後，終點回到了起點，完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基督教的曆史觀對後世西方人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他們要麼沿著基督教的思路，將曆史行程理解為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要麼簡單地把人類曆史分為三個階段。
問：我們中國人對西方人之曆史觀，最熟悉的是馬克思的曆史理論。而且馬克思的學說之大旨就在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因之，對資本主義社會之曆史定位問題的考察，馬克思的曆史理論應是最值得重視的。但是我們的教科書長期以來都是奉行“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很少有人視之為三階段說。
答：“五種生產方式”說是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中欽定的，很長一段曆史時期是不能更改的。在中國學界，衝破“五種生產方式”之硬繭是上一個世紀８０年代的事情。當時許多學者認為，“五種生產方式”說純為曆史研究中的教條，既與世界曆史不合，又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基於此種認識，學者們提出了新的說法，如“四形態說”、“三形態說”。我本人也曾參加過討論，認為馬克思的曆史分期理論在讀摩爾根《古代社會》之前為“三形態說”，之後為“四形態說”。因為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出版之前，尚不知道有一個原始的公有製社會。在他當時的認識中，人類曆史可以分為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他的具體表述就是：
“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隻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麵的關係，多方麵的需求以及全麵的能力的體係。建立在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
問：不管是“三形態”，還是“四形態”，馬克思都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曆史辯證法來看待人類發展史的。是這樣的嗎？
答：有關馬克思的曆史分期理論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學界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之久。之所以會如此，在我看來，根本原因乃在於學者們對於馬克思的理論目的沒有弄清楚。
實際上，馬克思作曆史分期，對古代社會的研究，無不是為了一個目的，即尋找私有製的源頭，並以之戳穿私有製永恒的神話。馬克思的學說，宗旨隻有一個，即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而證明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到來。而且他心目中有一個曆史公式，即私有製否定原始的公有製，而未來的高級形式的公有製亦必定否定現行的私有製。這是他縱線地考察曆史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說，在他的理論需要中，必須要在古代社會尋找一個公有製的社會形態。因為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社會，他既無法說明曆史發展的辯證過程，更無法得出私有製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到來的結論。
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他對人類曆史整體把握的基礎上，帶有明顯的預測性。當然，他的預測不是憑空的，具有很強的學理性。恩格斯說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就是基於此而說的。因為在馬克思之前，不論是莫爾、康帕內拉，還是聖西門、歐文、傅裏葉等人，對於未來的理想社會都是出於純粹的虛構，沒有理論上的係統說明。而馬克思則不同，他的預測同近代的空想社會主義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不同的隻是，他的預測是有理論基礎的，有一套非常係統的理論框架，而不僅僅隻是預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