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藏經洞的道士——王圓篆
王圓篆（約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縣。他本人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在此期間人道修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後雲遊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聖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長期居留於此地，奉獻了他的後半生。
眾所周知，王圓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聖地，曆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裏，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圓篆道士的行為感動了佛祖，還是天意的安排，佛窟裏的秘密卻讓一個道士來發現，奇人遇奇事，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王圓篆揭開了藏經洞這個秘密。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雇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隻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說，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
王圓篆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一廂情願。試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發現藏經洞，其後果又怎樣呢？
事實證明，由於藏經洞的發現才引起人們對莫高窟的重視，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專門的保護機構。否則，對莫高窟的保護不知要推遲多少年，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裏，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住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隻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王道士隻好碰壁而返。
年，也就是發現藏經洞的第三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這位有學問的知縣身上，企盼著他能解決好藏經洞的保護問題。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寶殿”，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可歎的是這位汪知縣僅僅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從此再無下文。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篆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裏，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稱得上是個有學問的人，他倒是仔仔細細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這些文物究竟有多麼大的價值，也沒有考慮如何保護藏經洞，隻不過是從書法的欣賞角度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