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美國第二個格什文——伯恩斯坦及其創作道路
一
孫學武
1961年在東京召開的“東西方音樂家會議”上，當與會者向美國代表、著名音樂家V.湯姆遜問及美國作曲界傾向及其現狀如何時，湯姆遜攤開雙臂聳起兩肩，無可奈何地說：“和百貨商店的倉庫一樣，什麼都有。”的確這樣，美國作曲界囊括了：一、以伊斯特曼音樂院、科蒂斯音樂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學院派著名教授為領袖，諸如巴伯等一些持浪漫主義傾向的保守派。二、國際派，以辟斯頓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中的一些人又轉而以十二音技法為主要傾向。三、新美國主義，它的代表者應是最著名的作曲家科普蘭和哈裏斯等名流。四、實驗主義者，以艾夫斯為開端，瓦雷茲等為主要代表。五、通俗音樂派，即格什文所開創的使爵士交響化的作曲道路。六、以凱奇為中心人物，並影響到戰後歐洲作曲界的偶然音樂派。七，電子音樂集團，即以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大學電子研究中心為據點的作曲家，巴比特、呂寧、烏薩切夫斯基等應屬代表者。如此多元化狀況，很難令人說出究竟哪種類型的作曲家及其作品群可以說明美國作曲界的主要傾向，或代表當代美國音樂。
綜觀近代世界的情況，可以說是全球性的無不接受南歐與西歐音樂擴散的影響。但各個國家的民族音樂文化卻沒被吞食掉或同化，反而把無休止、無止境擴散的歐洲音樂汲取在各自民族的文化曆史長河洪流中，頑強地建立與發展本民族的音樂。H.詹姆斯說：“作為一個美國人，其命運是複雜的。命運要求美國人承擔的責任之一就是為反對一種對歐洲的盲目崇拜而鬥爭。”使美國的音樂藝術如同社會人種文化一樣，具有其自身的北美大陸特質。但它也擁有足以表現其文化心理素質的代表性作曲家與作品群。人們可能記憶猶新，在洛杉磯舉行的第二十三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幕式上，作為東道主國家的美國，以84架鋼琴和龐大的管弦樂隊演奏了《藍色狂想曲》。應該說，格什文這一作品被推舉為代表美國，比起推選出劉易斯代表美國參加本屆奧運會，其意義更為深遠。因為前者是作為美國精神世界的文化象征展示的。
格什文於二十年代開創了傳統的嚴肅音樂與大眾音樂天衣無縫地融彙的通俗音樂作曲道路。它不僅僅限於爵士交響化，且促進了集百老彙音樂劇之大成的高雅風格音樂和好萊塢電影音樂的大發展。適應並充實、繁榮了美國人民的社會音樂生活。繼格什文之後，新的成功者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Leonrd
Bernstein），這位當代美國的著名指揮家、作曲家、鋼琴家，於1918年8月25日出生在麻薩諸塞州羅林斯的一個化妝品商的家庭。曾在哈佛大學師承H.寇斯學習鋼琴，向辟斯頓學習作曲。畢業後又入科蒂斯音樂學校學習指揮與作曲，並在波克夏音樂中心向庫塞維茨基學指揮。1943年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副指揮，1944年由於沃爾特患病出任代理指揮，一舉成名。同年發表了音樂劇《在城鎮》與芭蕾音樂《自由的幻想》。從此，他又作為作曲家而令人矚目。他雖是交響音樂的指揮家，指揮歌劇亦為國內外所熟知。1953年伯恩斯坦作為第一個美國指揮家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做客座指揮。1957年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常任指揮，同年創作了著稱世界的音樂劇《西城故事》。1958年到1969年擔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音樂指導。其間在大都會歌劇院指揮了布裏頓的《彼得·格拉姆斯》和普蘭克的《泰勒西阿斯的乳房》兩部歌劇在美國的首先演出。1966年還應邀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歌劇。
伯恩斯坦這位多才多藝的音樂家創作了三部交響曲和多部音樂劇，以及管弦樂曲、室內樂曲、鋼琴曲、聲樂曲等。著述有《音樂的樂趣》、《未答複的提問》和《音樂的多變》等。
梅紐因曾說過：“伯恩斯坦他把紐約生活中的多側麵結晶化了。其作品沒停留在猶太性格上，而是把這個大城市的所有多種多樣的精神氣質都表現出來了。更為重要的是，伯恩斯坦作為美國風格的教育家活躍著。他那非凡的豁達賢明才能，可以使沒受過音樂教育和略通音樂知識的人們，都能理解音樂。”
紐約是美國的縮影。在高樓聳立的曼哈頓南部，居住著多類人種和新形成的各個小部落。其中有唐人街、小意大利、猶太街、馬克蘭街、德意誌街和印度街等。由此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在幅員廣闊的美國大地上，雜居著民族各異的文化。諸如土著印地安文化，以及隨販奴而來的西非文化和來自大洋彼岸歐洲不同地區的殖民文化。它們間既相互抵消，又友好消融，形成一種獨特的晶體化合物—好像是肉體失去了重力緊張感的特殊變形文化作為出生在東海岸移民後裔的伯恩斯坦，雖有其“返祖”—猶太觀念的一麵，更主要的是他把現世的美國氣勢，充分表現在自己音樂作品的神韻中，如他1942年的出世作品《耶利米》交響曲，具有浪漫派的、多調性的和隱約的巴托克式的折衷態度。盡管它表現出濃厚的猶太色彩，但不可否認其中也蘊涵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好萊塢曆史劇的電影音樂，和美利堅樂天派氣質的輕浮。在這以後的兩年，大都會歌劇院上演了他的芭蕾音樂《自由的幻想》。在這部作品中，伯恩斯坦毫無顧忌地、大量地運用了爵士。及至1949年發表第二交響曲《焦慮的時代》，他則手到擒來地將爵士的、猶太的、古典的、以至當代的諸多語法素材，投放在創作靈感的坩堝中融為一體。誠如他自己所說：“藝術不是問罪的解答，而是要挑動問罪。其本質，在於緊迫地喚起呐喊。”伯恩斯坦在《焦慮的時代》裏，把W.H.奧汀詩篇所描繪的充滿和平的戰後年代樂觀，和城市人的孤獨與莫名的惶惶不安之感，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