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有說。
進入校門以後，我們各自分開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嚴重，態度十分惡劣”，本應送去“勞動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資料工作。
我離開北京時沒有向她辭行。沒有料到，此行競成永訣！
1960年春天，我在黃土高原一個小縣一所中學農場勞動。
這個所謂“農場”，就是全校師生用钁頭、鐵銑在貧瘠荒原上開出的幾畝荒地。路邊蓋了一間寬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門用幾塊木板拚成。除了我和一個“作伴”的學生住在小屋內以外，“農場”一無所有。這是一個漫長而可怕的春天。河邊草叢剛剛露出淡淡的綠色，天空常常彌漫著灰黯的雲霧，寒風襲人，冷侵骨髓。附近農村裏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我雖屬於“幹部”，但根據規定，該縣幹部每人每月口糧從27斤“節約”到25斤，接著“節約”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糧6.666……兩，好在這裏時興一天吃兩頓，每頓供應3.333……兩玉米麵。除鹽巴外，沒有菜，沒有油，沒有任何肉、副食品。縣城裏惟一一向熟食店早已歇業。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見任何食品出售。隻有一所縣醫院門庭若市。我所在學校，除了少數幾個脖頸壯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員和領導人以外，老師和學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腫病，有的肚子疼……我在“農場”雖無事可做，但頭暈眼花，每日翹首兩次開飯時間，而每一次可以領到一塊手巴掌大小、約2寸厚的玉米麵“花糕”——這是當地手藝高超的大師傅發明的“增量法”所製造出來的傑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麵燒成的湯。幾乎用不著牙齒幫忙，兩種美味食品剛到手便自動滾進我的腸胃裏去了。然而我總覺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籮，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個精光……一天，我突然覺得兩條隨沉重得灌了鉛似的，腳和小腿腫起來。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醫室，剛從衛校畢業的年輕校醫，隻把我從頭到腳掃了一眼，什麼話也沒有問，就在藥櫃裏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一盒中成藥——“銀翹丸”，把它塞到我手裏。“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勝驚訝地問。
他搖搖頭，說：“‘瓜菜代’嘛！但不許多吃，一天隻準吃兩顆……”
我的水腫病越來越嚴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醫室連“銀翹丸”也沒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甚至作好了思想準備：我不能偷，不能搶，也不能逃跑。因為我是……可憐我才27歲！
最可憐的還是我千裏迢迢之外的老母親，因為她在我8歲時失去了我父親，隻有我一個獨生子……正當陷於絕望之時，我突然接到一封來信。那柔中帶剛的娟秀字體，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跡（我到西北後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開信函，掏出、攤開信箋準備讀下去時，忽然一個小紙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開一看：——啊，全國通用糧票：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著看信，信中說：知我處境十分困難，她的日子雖然也不好過，可是她飯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點節餘，湊了這麼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見外……我把信反複讀了三四遍，用手帕攥了幾回濕潤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難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過於“舍己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過於“雪中送炭”。在這困難時刻，有的親人為爭奪一點食物而反目為仇，有的夫妻為幾斤糧食而分手離異。而我和她隻是一般同學而已，她送我的豈止是幾十斤糧票，而是世問愛人與人愛的無私的情操和偉大的美德。她不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潔的靈魂。這區區30餘斤糧票，在當時仿佛勝過800斤、3000斤……難於計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軀難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趕快回信，表示萬分感激，信中還真誠敦促她“認真改造”，祝願她“早日回到人民懷抱……”不久，我接到她複信，大意說此乃小事一樁，不足掛齒，至於足下所說“認真改造”雲雲，則“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條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對這30餘斤糧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買半斤糧票的“花糕”或“黃團長”（黃玉米麵饃饃），決不多加一兩。直到這年夏收以後，我的每月口糧供應恢複到27斤，還有了一點蘿卜之類的蔬菜。奇怪，我沒有吃藥，水腫病卻不知不覺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後，我與林昭的聯係突然中斷了。我給她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測，四處打聽，但都一直未曾聽到有關林昭的半點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即將調回家鄉之前，去看望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我問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入意外地滿懷悲憤告訴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幫”槍殺了！
天哪！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我仿佛觸電一般，說不出半句話來，眼睛頓時掉下簌簌淚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忍看朋輩成新鬼”詩句……我要了紙和筆，透過蒙朧的淚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詩一首，現摘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