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書屋》當年的選稿標準，周實立馬想到了2001年第4期《書屋絮語》上概括的九個字：有思想、見性情、不生澀。他曾進一步解釋，“有思想是說要獨立思考。見性情是說文章要有個性。不生澀是說文風要明白，要曉暢，不要故作高深狀”。
從《書屋》創刊號《編輯的話》提出“十八般‘文’藝（莫來‘武’藝），隻要含得有一個‘真’字，《書屋》求之不得”，到公開提出九字標準，這是一個期刊成熟的標誌，也是它自我塑造完成的標誌。周實對我說，當時因為向繼東問他擇稿標準，他就說了這九個字，這是他對“單純”的具體化。他舉了一個例子，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在湖南瀟水河上乘船，看著水很清，以為很淺。艄公笑著一篙下去，兩人長的竹篙隻留下了一個篙尖。周實感歎說：“單純不等於單薄。單純也可以豐富和深厚……這就是美。”他說，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實深不可測；壞文章，像小水窪，渾濁，不見底，深卻不過一腳背。
當年有人誇《書屋》“編得好，有思想，有內容，文字尤其好”。據周實說，《書屋》其實沒有挨過“上麵”一次書麵批評，這大約就與“文字尤其好”有關。這個“尤其好”的後麵，應該包括了編輯將文字“處理得好”，並不單單是指作者將文字寫得好。
《書屋》高峰時，每月來稿就有三四千篇，編輯幾乎每篇都看。自2000年從雙月刊改成月刊以後，一個月內幾乎要完成三期雜誌的編、印、發，工作量很大，大多數時候其實隻有兩個編輯，就是周實和王平，一度請了幾個兼職的編輯（包括向繼東、王開林、李致中），他們主要是看初稿。周實對我說，2001年夏天他離開《書屋》時，移交給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還有四千多篇可用的稿子。
然而就是那樣大的工作量，《書屋》那時每篇發排的文章校樣都要寄給作者校對。2001年4月初，我曾收到《書屋》寄來的《康有為的神話》一文清樣，三張半清樣用的都是已用過一次的打印紙。一頁的背麵有何清漣獲得“長江讀書獎”的清樣稿，上麵有何清漣的親筆校正；一頁是程曉農的譯稿《民主的價值》的最後一頁，注解中布滿了他校正的密密麻麻的字跡。也許節約紙張隻是小事，也許叫作者親自校正校樣也是小事，但我不知道如今有幾家刊物仍在堅持？
1998年之後，那是周實、王平兩個編輯最忙碌的時候，也是他們最激動的時候。合乎九字標準的好稿子滾滾而來，應接不暇，有限的版麵容納不下，稿子排隊，這是《書屋》最好的時光。對於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情，對國人真正關心的許多重要問題，《書屋》幾乎都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做出了回應。
與《東方》強化的知識分子公共意識、《方法》特別強調的啟蒙意識不同，《書屋》似乎沒有特別標舉什麼，有之也不過是對常識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書屋絮語》最後說：“記得《書屋》創刊不久，曾經發過一篇文章，文章具體如何寫的，三言兩語難以盡意，但那題目卻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勝過‘真理’的，是我們的常識》！”那是關於王小波小說《黃金時代》的讀後感，隻是一篇千字短文，發表在《書屋》1996年第5期，署名“搏非”。《勝過“真理”的，是我們的常識》的確是一個好題目，它提出了一個觸及我們生活本質的命題，即使在被絕對真理覆蓋的地方，還有我們的常識在。《書屋》一步步攀登的過程，其實就是向常識靠近的過程，從常識出發，單純而不單薄，最終讓我們擁有了一份與時代同行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