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當時的中國與涅克拉索夫時的俄羅斯如此相像，我也應該像他那樣歌唱。
一九四九年後，由於實行“一邊倒”的國策，我們這裏出版蘇聯和俄羅斯的文學作品較多。但關於涅克拉索夫，我所見的新書，似隻有一九五四年平明版的《俄羅斯女人》，以及人文或作家版的可能是楚柯夫斯基著的論涅克拉索夫的小冊子。可能是反胡風（連帶肅反）、反右派、“大躍進”等運動突如其來，又接二連三，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有關重譯世界名著的規劃推遲以至於徹底打亂了吧。
不過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我還擁有如上所述涅克拉索夫的若幹舊譯本。然後，有十幾年之久，就隻能像懷想遠方的朋友那樣，偶爾在夜深人靜時念叨一下他們的話語，來寄托我對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內的諸多中外古今詩人的係念了。
使我得與涅克拉索夫重逢的，是上海文藝出版社。他們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出版了魏荒弩譯的《涅克拉索夫詩選》，印了兩萬冊。一九八五年再版，增收了七首詩，篇幅增加近一半（同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詩苑譯林”叢書出版了丁魯譯的《涅克拉索夫詩選》）。尤其叫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了上海譯文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的《涅克拉索夫文集》一至三卷（第一、二卷為抒情詩，第三卷為敘事詩；據悉第四卷為長詩《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第五卷收入散文和評論，尚未出版）。
在這文集的前三卷裏，有我熟知的篇章，也有初讀的新譯。不僅是與詩人重逢，並且從他開始孑然一身走向人間的十七歲，跟著詩人的“韻腳”，一直跋涉到他告別人間的五十七歲。於是我們又聽到了《詩人與公民》（1855），這一場發生在一百四十年前的辯論：“你可以不做詩人，但是必須做一個公民。”這一實際上是詩人自己和自己的對話所反映的矛盾，也許到晚年他寫給妻子的《致濟娜》（1876）中，才有了不成其為結論的結論：“鬥爭妨礙我做一個詩人，詩歌妨礙我當一名戰士。”然而，百年之後，我們可以以曆史的名義說，詩人畢竟“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獻給了“偉大的時代目標”，無愧為詩人亦無愧為戰士了。
他的《未收割的土地》（1854）是我多次讀過的，以前隻當作詩人對農民悲慘命運的悲憫，這回讀了詩注，評論者多以為是詩人的自況，然則是他擔心自己有一天會“眼色暗淡，而且又啞了歌喉，再也不能用歌聲抒發自己的哀愁。他再也不能手扶犁杖，沉思地走過自己的田頭”。印證他死前一個月寫的《夢》裏，還夢想過重新得到歌喉，“從未收割的田畝上開始拾穗”，回到那“幸福的時辰”！對於渴望歌唱的詩人，被迫沉默，是跟農民在秋天的田野上卻無力收割一樣痛苦的。
“文集”本的譯詩，不但數量多於前此的詩選，還好在加了一些背景的注釋。如《大門前的沉思》（1858），寫一所豪門的門官奉命驅散了前來叩閽的窮苦農民。注釋說：一八五八年夏，涅克拉索夫有一次從自己寓所的窗口看見，街對麵一座住有財產部大臣M.H·穆拉維約夫（後來因血腥鎮壓1863年波蘭起義而獲“劊子手”綽號）的官邸門口，有幾名看家護院的和一名警察，正在推搡請願的農民攆他們走。這件事激發了詩人的創作靈感，很快便寫成了這首詩。詩人曆數了田野、道路、監獄、城堡、礦山，草原的大車下，可憐的破房子，問在什麼地方俄羅斯的農民可以不再呻吟：“走上伏爾加河畔：在偉大的俄羅斯河上，那回響著的是誰的呻吟？這呻吟在我們這裏被叫作歌聲——那是拽著纖索的纖夫們在行進……”如伏爾加河春潮泛濫一樣的人民的悲哀，洶湧在詩人的筆下，也波動到讀者的心頭。
涅克拉索夫十分關注農民的命運。一八五七年，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大都城的部分知識界，因沙皇政府打算進行“偉大改革”而興高采烈，大肆吹噓，“雄辯家聲如雷鳴”，“而在俄羅斯的腹地——卻永遠是一片寂靜。隻有風，不讓路旁的柳梢有片刻的消停”（1858）。農奴製廢除以後，出現了一八六一年與一八六二年革命的高漲和反動憲警的鎮壓，詩人寫道：“我們的當局發布命令，要抓每一個無辜的路人”，這兩句一八六四年發表時還是讓檢查官刪去了。詩人為“改革”後耳聞目睹的殘酷現實所苦，總想在大自然和鄉村生活裏討一份安居：“但那愁容滿麵的農民，看著真叫人不勝惆悵；他們的貧困，他們無窮的忍耐隻能使我感到沮喪……”（1862）而到一八七四年，詩人在近年他最喜歡也是他自認為寫得最真誠的一首詩《哀歌》裏，這樣說：“我看見了美好的一天，俄羅斯沒有一個農奴！於是我被感動得掉下了甜蜜的眼淚……”然而，他接著寫：“‘再不要在天真的陶醉中歡呼’，繆斯悄悄地對我說道：‘應該前進了：人民雖然解放了，但人民難道都幸福？……’”片斷的引述無法傳達出涅克拉索夫那份惦念：農民收成是不是過得去，送飯的孩子是不是嬉戲著飛奔，老人是不是在犁杖後安然徐行，農婦是不是歌唱著揮鐮，以至於姑娘們的歌聲是不是還帶著悲淒？但他因他所獻歌的農民沒有傾聽他，對他無反響而深感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