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轉臉對楊度說：“楊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曾經做過您的部下，隻不過您沒有直接領導過我罷了。”
“什麼，你做過我的部下？”
李大釗微笑著說：“楊先生曾經是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我曾經做過總會文事委員會編輯部主任。編輯部主任不是幹事長的部下嗎？”
“原來這樣！”楊度笑道，“守常先生哪年去的日本？”
“一九一三年。”李大釗扶了扶眼鏡，說，“那時剛從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很想出洋多見些世麵，於是這年秋天去了日本，進的是早稻田大學，讀政治經濟。一九一六年回的國。您是我們留學生的前輩，我在日本常聽老留學生談起您，還跟他們學會了您作詞的《黃河歌》。”
李大釗這幾句話很讓楊度欣慰。他淺淺地笑了一下說：“在北京時，有朋友對我說，北大有個李教授常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影響很大，可惜我沒有讀過，想必這就是你了。”
李大釗說：“正是我。我讀過不少楊先生的大作，知道您十多年前就對社會主義進行過研究。如果楊先生不嫌淺薄的話，回北京後，我給您寄《新青年》和《每周評論》。”
“好哇，我一定好好拜讀。”
“楊先生在北京的住址是……”李大釗邊說邊掏出自來水筆和小本子。
楊度心裏想，這是個實在人。便說：“西城區槐安胡同五號。”
李大釗迅速在小本子上寫著，又問：“楊先生什麼時候回北京？”
楊度想了一下說：“春末吧，在蘇州過了冬天再回北京。”
“好！”李大釗收起小本子，說：“初夏時我來槐安胡同拜訪您。”
“歡迎，歡迎！”楊度對李大釗已很有好感，他的歡迎出自真心。
“剛才孫先生告訴我，正是因為您的成功周旋，才使得陳炯明的狼子野心未能實現。孫先生說楊先生是個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諾言。我很敬佩楊先生這種光明磊落、說到做到的政治家品格。”
楊度說：“守常先生言重了，我算不上政治家，孫先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孫先生的確是個偉大的政治家，我們都很尊敬他。”李大釗麵容凝重地說，“我不久也會到廣州去，參加孫先生領導的改組國民黨、籌辦軍官學校等事情。”
啊，楊度頓時明白了，原來孫中山說的，在政治、軍事兩方麵都有一番大的舉動，就是指的這個。他對革命事業的前途抱著極大的信心，也就是因為得到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的緣故。瞬時間，楊度對眼前這個溫文爾雅的學者革命家湧出了敬意。
為了尋求中國的出路，為了使中國早日強盛，今日的佛門居士曾為之進行了二十餘年的艱辛探索。君憲救國之路誠然已走不通了，但共和救國之路也並沒有出現坦途。推翻滿人皇帝之後的短短十年間，光北京城裏的大總統就走馬燈似的換了五六個，至於主持國事的總理，更換之快簡直令人眼花繚亂。中央政府沒有權威，二十多個省各自為政，國會成了議員們拉幫結派的場所，憲法則成為互相攻擊的口實。連年戰爭的結果，不僅把國家的元氣耗盡，還害得人民痛苦不堪，更豢養了數以百計的大小軍閥，而這些軍閥又成了戰爭頻仍的根源。共和十年來的中國，其政局之混亂，與曆史上任何一段亂世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釀成這一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中國還有希望嗎？這個疑問，孫文學說似乎不能透徹回答，佛學禪理更沒有具體說明，被孫先生寄予重望的這個優秀革命家，在這方麵一定有令孫先生折服的高論，應該向他請教。
“守常先生，中國的現實，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能滿意的。然而，中國又不能讓它這樣由於自相殘殺而被外人滅亡掉。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
透過薄薄的無色玳瑁片，李大釗用深邃睿智的目光將前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重新認真打量一眼，心裏想：世人都說楊度頹廢了，消沉了，看來不是這樣。他的胸膛裏跳動的仍是愛國的赤心，他的血管裏流動的仍是救世的熱血。孫先生委他為個人特使，的確是深切了解後的慎重決定。中國的革命事業仍需要楊度。要幫助他，要將他的思想從佛學內典中解脫出來。李大釗想到這裏，異常鄭重地對楊度說：“楊先生，您是我的前輩，從個人來說，我隻能是您的學生，沒有資格來對您侈談這麼重大的問題。”
“守常先生客氣了。”楊度望著這個年輕的革命家，笑著說，“韓退之說得好：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