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問題是減輕現有城市的緊張程度。在發展中國家，居民達200萬人以上的城市正在日益增多，從這些城市裏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汙穢的人類環境。例如在印度，雖然城市裏每人的平均收入較高，但是全家擠住在一間房內的戶數，農村隻是34%，而所有的城市平均卻為44%，4個最大的城市已達67%。在加爾各答，這個比例竟達到79%，這還不包括成千上萬露宿街頭的人家。
從農村遷來大量的移民，使得有些城市每年的人口增長達到8%，環繞城市形成棚戶區。在那裏，人們用汽油桶、舊汽車輪胎和廢包裝箱搭蓋棚屋，給移民者以極為可憐的避難所。例如在裏約熱內盧，移民仍然以每周5000人的速度源源而來，看來在10年內會成為1000萬到1200萬人口的大城市，而有3/4的居民生活處於悲慘的貧困之中。
麵對著這樣嚴重的汙染和痛苦，有些政府也試圖著手解決。如果預先采取一些措施，那麼有一些相互支持和相互增強的政策是能夠實施的。但這不是去重演市場經濟可笑的自私自利的悲劇，也不是指望土地投機市場的無限製的經營活動，能夠產生可供各階級雜居、並且符合社會平衡基本觀點和集體精神的寬敞、便利而又漂亮的城市。少數地區的經濟政策，把根據社會需要所創造的利益讓私人獨占，嚴重地影響並且歪曲了整個社會的功能。即使不談顯然的不公正問題，西方社會已經用他們所擁有的財富產生了許多既不方便又很醜陋的城市；而缺乏各種資本的發展中國家也這樣幹，將會搞得更糟。如果他們讓城市土地的價格和建房成本一味地上升，那麼無論起初考慮得多麼周到的城市政策，也是無法實現的。例如在印度，大城市房屋的土地價格已經較小市鎮高出3倍，這就是大城市居住條件日益惡化的主要原因。
因此，第一個原則是要規定土地利用的政策，或者嚴格控製城市土地買賣的政策，應當防止抬高地價，或者將抬高地價的所得歸公。沒有這些規定，則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就沒有可靠的途徑去改進大多數居民的居住狀況。相反，狀況肯定會更糟。
發展中國家強有力地控製城市區域以後，可以實施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許多方法。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建設抗衡的中心地區或者地區的“發展基點”，以減輕中心城市的緊張程度，製止湧向中心城市的移居洪流。像馬來西亞的規劃那樣，這種新的中心市鎮計劃，要充分考慮當地資源、交通網、已有的建築物等現實情況，並且使這些計劃必須符合國家發展中的各種可能性變化。如果地區計劃是在考慮到多種情況和發展的可能之後製定出來的，經濟影響將使工業和城市的增長能夠合理地分散。
大量需要新住房，這使計劃人員簡直措手不及。在發展中國家裏，估計僅建房一項每年就需要120億美元。這使得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不敢考慮如此驚人龐大的福利開支。但是，如果人們把房屋看作是人民願意動用他們的儲蓄而購置的耐用品，如果人們想到大規模建築規劃會大大地刺激地方工業（包括建築材料、木材、水暖設備、家具等），如果人們記起英國的“新市鎮”是由法定社團出麵，向政府借用資金而建造起來的，並且已經償還了投資的貸款和利息，人們就會認識到：一個積極的市鎮建設計劃，加上農業方麵的發展，還有在加工工業及輕工業中選用以人工為主的技術，就不但能夠成為一種克服失業的有效方法，也是建造一個令人向往的城市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為了追求良好的人類環境，無論有多少富於希望的政策和策略擺在發展中國家的麵前，在今後數十年內始終還留下一個問號。人口增加、城市擴大、投資標準以及貿易往來等數字的計算結果，無疑地要出現下列問題：在今後30年內，要按照一般生活水平供給增添的25億人民的吃飯、住房、就業和教育所需的資源，勢必要大規模地運用本國的和國際的資源。否則，一些已經有100萬到200萬人口的城市，居民中的1/3是棚戶，1/4失業，又如何能再增加兩三百萬人口呢？
公元2000年時，35億還住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裏的人民，不一定有希望獲得較好的生活水平。許多國家的土地壓力將會變得極大，以至於耕地愈來愈少，休閑期也在縮短，加上森林的砍伐和土壤侵蝕，都將導致整個農業耕作係統產生危機。
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各國政府和人民隻有不斷地大量投資並且引用新技術，才能夠達到現代化的、有技術的和高生產力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是以人口穩定、高額投資和技術先進為基礎的。這些因素已經使得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如荷蘭或瑞士，成為個人平均收入最高的國家。
發展中國家的希望（實際上也是整個國際秩序的希望）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這樣一些技術是可取的和行之有效的，並且可以創造性地適應各種情況。但是困難（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危險）在於這些技術超過了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能力，無論就資金或者技術基礎來說，都是如此。
因此，製訂一項全球性的持久戰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