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黨內分崩離析，激發“憂患意識”增強
國民黨退台之初，蔣介石要求全黨“精誠團結，共同奮鬥”，可是高層內部卻掀起脫離蔣當局的高潮。1949年8月13日，留港國民黨立法委員和中央委員黃紹竑、賀耀祖、羅翼群、劉斐等44人，聯合發表了《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聲明，號召堅持真正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與反動的國民黨黨權、政權決裂，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團體，徹底聯共，與中共合作，為革命的繼續發展而奮鬥，為建設新民主主義而共同努力。此舉被稱為“香港起義”。很多國民黨軍政要人響應黃紹竑等人的號召，脫離蔣介石政權。8月27日，鄧召蔭與蔣決裂；不久，王普涵等13人加入“脫蔣運動”；9月19日，國民黨西北軍政副長官、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脫離蔣政權；9月25、26日國民黨新疆省警備司令陶峙嶽、省主席包爾漢先後起義。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身為黨政要員的張道藩描述從廣州來台的心情時說：“我現在覺得一切事情都沒有希望，既不能為黨國力挽狂瀾，也隻有暫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兩個月的安定靜養，使精神身體稍微恢複，或還能再鼓起勇氣，為黨國做最後的奮鬥。如果老是這麼拖下去，我真有自殺的可能。”就連蔣介石自己，其頹廢心情也躍然紙上：“過去一年，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
這一係列事件在國民黨內部掀起了強烈的反響，造成其內部憂患意識逐漸增強。蔣介石在《複職的使命與目的》中說：“黨內有若幹不肖之徒，自認為本黨已經失敗”，“來賣黨變節，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弄得廉恥道喪，醜態百出，以致民心渙散，士氣墮喪，形成分崩離析的局勢”。
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文件指出：在1949年內已經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殲滅了敵軍260萬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已被永遠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鞏固地建立起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在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從廣播中聽到時，蔣氏父子相視而默默無語。由此可見，國民黨內的憂患意識已經非常強烈。
5.“反共複國”目的的驅使
蔣介石在“總裁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中明確指出：“本黨這次改造……在積極方麵，對海內外仁人誌士，愛國青年，要精誠號召，親密合作，以擴大革命的陣容……我們的黨必須深植其根底於群眾中間，接受其要求，集中其意誌，使其成為救國家、爭自由的動力。本黨在此反侵略、反極權、反奴役的怒潮之中，當本於天下為公的精神，基於三民主義博大精深的思想，溝合我中華民族四億五千萬同胞的意誌和力量，爭取反共抗俄的勝利，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任何同誌也不能否認過去的失敗乃是整個的黨的失敗，也不能否認本黨如不改造或改造而仍歸失敗，那就是本黨半世紀革命奮鬥最終的結束。我希望全黨同誌，不計個人恩怨，更不論個人職位，各依黨的改造方案，竭盡本身的智能，踐履黨員的責任。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決定於轉瞬之間，七全大會既無法召開，黨的改造又不能再事遷延，就隻有以堅定的決心，采取斷然的措施，劍及履及，向前邁進。”在“中國國民黨現階段政治主張”中的第二點，就明確了要“恢複我中華民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由此可以明確，為達到“反共複國”的目的，也是國民黨“改造”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國民黨“改造”的外部環境
1.島內危機四伏，人心惶惶
一方麵，在國民黨退台前，台灣就存在很多問題。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貪汙成風，政治腐敗，經濟紊亂，社會動蕩不安。台灣經濟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實施嚴格的統製經濟政策，與民爭利無所不在其極，使台灣經濟狀況一團糟。官府賺錢，百姓難以活命，例如：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7年，物價上漲了5倍，但是這個漲幅比起大陸來還是小巫見大巫，於是貪官汙吏、不法奸商、黑社會分子，便從各個渠道把等同於廢紙的法幣運到台灣，換成物資運回大陸，從中賺取高額差價，結果導致台灣物資匱乏，人民無米為炊，很多家靠吃紅薯度日，1949年2月底，台灣出現米荒，有的百姓被餓死在路上，有的百姓因無米下鍋而全家自縊。另一方麵，貪汙腐敗與省籍矛盾交織在一起。陳儀治台將近一年，無論在省級領導層，還是在基層，絕大多數領導崗位都是由內地人擔任，盡管也有個別的台灣本地人領導，但他們要麼是副職，要麼不在重要的崗位。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台灣本地人和內地人在同一機關中擔任同級工作，但內地人比台灣本地人多拿很多津貼。這樣，漸漸地台灣本地人民與大陸去的內地人的界限形成，並日益明朗，機關中常常發生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糾紛，甚至發生摩擦爭鬧，以致台灣同胞仇視外省人。而當局對此卻視而不見，任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