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民黨穩定經濟的政策措施
國民黨退台之前，台灣經濟衰退、物資貧乏，通貨膨脹日益加劇，財政不堪重負。隨著國民黨退台，人口激增，經濟形勢更為嚴峻。1949年6月，台灣的物價上漲率已增至1189%。台灣財政赤字在1950年時已高達5億多美元。
麵對民窮財竭、混亂不堪的局麵，國民黨當局意識到當務之急是盡快地恢複工農業生產。1949年7月，台灣當局成立了“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負責管理台灣公私企業的生產以及與生產相關的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本賠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工程調配等一係列工作，屬經濟決策和計劃執行機構。在進行“改造運動”的同時，采取了一係列穩定經濟的措施：改革幣製，控製通貨膨脹、穩定財經秩序；實行高利率政策來吸引民間儲蓄，減少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采用單一彙率製，實行“黃金儲蓄”政策，控製物價、加強外彙管理。從1949年到1953年，在台灣分3步進行了為期4年的土地改革，即“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雖然後者僅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權，並遠未能做到平均地權，但此舉穩定了島內局麵，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經過3年多的努力，到1952年底時，台灣農工生產水平已恢複或超過日據時期的最高水平。台灣經濟終於站穩了腳跟。
為減少進口、自主生產，台灣當局提出“進口替代”策略，先後製定和實施了一係列激勵性與保護性的政策和措施。據此精神，1952年8月至10月，擬訂了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大力發展農業，為工業換取外彙，積累資金；工業以滿足島內市場為重點，以期實現工業品“自給自足”，實現“進口替代”。1956年底，“一四計劃”到期。四年中，台灣農業平均年增長率達到6.2%，農業計劃的21個項目中有15個項目達到或超過計劃指標，僅6項沒有完成；工業年增長率為11.7%。整個“一四計劃”期間的實際投資額為新台幣65.88億元，其中農業22.91億元，工業33.2億元，交通運輸9.77億元。“一四計劃”結束，台灣一舉擺脫經濟被動局麵，並為以後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基礎。
國民黨退台後的“改造運動”有明顯的效果，整頓了黨的組織、穩定了政局、發展了經濟。但就執政的國民黨本身而言，這些僅隻是“整頓”，而非“改造”，並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其原有的階級屬性和獨裁特征。雖有“原則領導”、“民意機構”、“吸收新鮮血液”等應變措施，但仍掩蓋不了其追求一黨專製的本性。因而，退台後的國民黨其實並不能真正解決台灣地區新的社會矛盾，更談不到化解了，甚至這些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成為國民黨在此後半各世紀政治生態危機的一個肇因。
第三節國民黨一黨專製與寡頭政治
退台後國民黨的“自我改造”對此後台灣政治生態產生了相當的負麵作用，首先表現在“改造運動”基礎上推行的“反共複國”政策，以及台灣寡頭政治的出現。寡頭政治是一種由少數人所統治之政治；一種政府之形態，其權力乃操在少數人之手，或一個國家係由少數人所統治。
國民黨“改造運動”的最大成果是強化了蔣介石對國民黨的控製。自蔣介石任命中央改造委員會開始，確立了以後曆屆國民黨中常委人選均需由蔣介石提名的製度，經蔣介石提名後，再由中央委員會表決通過。軍政要員則多出自於蔣介石的貼身親信，台灣“各院院長”、各“部會首長”、“參謀總長”、“國防部長”、“三軍總司令”等，皆為蔣介石的秘書或近身侍衛出身。改造過程中加強了對國民黨黨員的思想教化，把蔣介石樹為“中華民族革命的導師”、“全人類反共的先知先覺”、“中華文化道德與東方王道精神所凝結的最高美德的典範”。把封建的“四維八德”作為國民黨行動準則，在台灣製造個人神話，掀起效忠運動，極力培養國民黨員對蔣介石的愚忠思想。這樣，在台灣政壇上形成了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官邸派”，他們左右著台灣形勢，這種現象是寡頭集權製、強人政治的最突出標誌，也為蔣介石後來推行的“反共複國”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礎。
一、一黨專製與寡頭政治的形成
蔣介石集團在黨內甚至島內極力製造個人神話，宣傳愚忠思想，除了要進行大力鼓噪以外，首先要進行的就是清理隊伍，除掉那些妨礙造“神”或因了解情況而對“神”失去神秘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