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等人的頻頻組黨活動使國民黨當局驚恐萬狀，急忙從各個方麵施加壓力，力圖阻止新政黨的成立。一方麵發動輿論圍攻，國民黨控製的《中央日報》、《中華時報》和《新生報》等對此連續發表文章進行攻擊，指責雷震等人威風凜凜地反對國民黨是配合共產黨的統戰，是陰謀顛覆當局，造成台灣的混亂。另一方麵對地方勢力人物施加壓力，新政黨發起人之一吳三連因受到當局的逼迫，隻好去海外6個月，使其難以參與新政黨的組建工作。同時對他們進行嚴密的監控，每次座談會總是受到警備司令部的幹擾，組黨的核心人物雷震和其他負責籌建者則被跟蹤和監視。此外，國民黨當局還積極與美國政府溝通，以便於對新政黨采取措施後減少來自美國方麵的壓力。
麵對國民黨當局的強大壓力，新政黨的設計者胡適選擇了退縮。他不僅拒絕出任中國民主黨主席，而且還聲稱不參加該組織。但雷震等人仍不畏懼，繼續進行組黨工作。9月1日，針對國民黨當局的圍攻和迫害，雷震等3人聯名發表緊急聲明，稱“組織新黨的運動已經是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在台灣“是由下起來的潮流”，“我們對於新政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有了初步的定案，預定在9月底以前宣告成立”，“這不是任何幹擾所能阻止的”。對此，國民黨當局立即部署了鎮壓行動。9月4日，“台灣警備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的罪名拘捕了雷震，以及雜誌社主編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人，查抄了《自由中國》的編輯部和雷震的住宅，所有關於新政黨的政綱、政策及宣言等資料全被抄沒。從此《自由中國》停刊。
雷震等人被捕後，被關進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的黑牢中。保安處突擊審訊劉子英，強迫他承認是中共派來的間諜，任務是策反雷震，而且雷震已知他是中共間諜。憑此，警備總司令部認定雷震叛亂案成立。9月27日，軍事法庭對雷震等人提起公訴，內容主要有：劉子英接受共產黨的派遣，策反雷震，為中共宣傳，雷震知情不報，馬之肅曾參加共產黨南下工作團，來台後經警備總司令部偵訊，由雷震保外候審。10月8日，經過軍事法庭審理，雷震以煽動叛亂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剝奪公權7年，其具體罪行為“明知為匪謀而不告密檢舉”、“連續以文字為利於叛徒之宣傳”兩項罪名，馬之肅、劉子英均被判刑。至此，“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
“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不可缺少的反對黨為目的的，它在擴大政治參與方麵，與國民黨一黨壟斷的政治製度相比較，畢竟是一種進步。因此，它在教育社會、啟發民眾方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也正說明了國民黨退台後仍堅持一黨獨裁、扼殺民主的政治方針，與台灣後來的社會發展大趨勢相背，是注定要被淘汰的。
第二節國民黨“革新保台”
麵對島內外不利的形勢，國民黨為擺脫困境，也為蔣氏當局家族統治的接續，國民黨在蔣經國的帶領下，開始了一場對後來台灣的政治生態和政治力量構成產生很大影響的“革新保台”運動。
一、蔣經國“接班”與新獨裁
蔣介石不僅主張國民黨一黨獨裁，而且還有濃厚的傳位於子的封建家族思想。上世紀50年代，蔣介石對國民黨進行“整頓”、“改造”，一方麵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一方麵為其子蔣經國培植權力基礎，為傳位做準備。1949年，國民黨退據台灣後，蔣經國就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同時任總裁辦公室資料組長、“總統府資料室主任”。1950年3月兼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幹部訓練委員會委員。1952年選任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不久又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1954年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台灣“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7年10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0年7月由陸軍中將升任陸軍二級上將。1963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12月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任“國防部部長”。1967年兼“國家安全會議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1969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蔣經國當選為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同時，作為護駕的穀正綱、黃少穀、黃傑、袁守謙等進入了國民黨權力核心中常會；蔣經國的心腹李煥、王升等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同年6月“行政院”局部改組，蔣經國出任“副院長”；8月兼任“國防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其時，盡管“行政院院長”仍由嚴家淦擔任，但嚴是蔣介石的心腹，而且也深知蔣介石的用意，其對“行政院”的事務並不過問，實權被蔣經國掌握。至此，蔣經國繼承國民黨最高權力的形勢已完全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