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三屆美國政府繼承了杜魯門主義的衣缽，繼續利用台灣遏製中國，中美關係處於冷凍時期。越戰期間，台灣作為美國軍事力量重要的後勤轉運和支援中心，不斷在美國的亞洲戰略中發揮作用。但越戰的長期化使得美國政府的遏製戰略有了變化。尼克鬆上台後，決定采取新的方法，這就是收縮態勢的遏製戰略。但中國還是被遏製對象之一，美國維護其亞洲霸權地位的本質沒有變。正如尼克鬆所說：“必須向美國人民說明，事實是我們不能對世界事務撒手不管。我們要爭取美國人民支持我們推行一種政策。
哪怕這是一種改頭換麵的幹預政策”。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其對華政策出現了新的意向。“美國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應當不隻是設法減輕美國對華關係中的敵視程度，而且還要為發展對華關係而努力”。尼克鬆上台後，決定結束美中對抗，發展中美關係，以此作為追求美國外交在均勢中進展的手段，達到更好地限製和防範中國的目的。但尼克鬆的對華政策是以聯中抗蘇和抗蘇防中為主要內容，中美之間的敵對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美國政府也就不可能放棄台灣。尼克鬆政府認為，中美和解與繼續保持美台關係是並行不悖的，中美之間可以跨越分歧，保持各自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1969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第一次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得出的結論就是，“同北京改善關係，可以不必拋棄台灣”。
隨著美國總統尼克鬆1972年2月的訪華，中美關係解凍。尼克鬆到達北京後，中美雙方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秘密會談。《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中美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公報列舉了中美對外政策的異同，在台灣問題上雙方各自闡述了自己的立場。美國方麵申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由此，確定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當然，提出一個中國的原則，並不意味著美國真正放棄了它的“兩個中國”的立場，隻是方式上的改變。尼克鬆政府打開了麵向中國的大門，從此中美關係緩和。尼克鬆訪華及聯合公報的發表給台灣當局又一次重大打擊，蔣介石聽到這個消息後，沉默良久說：“今後，我們必須更要依靠我們自己了。”但隨後從尼克鬆到福特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基本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即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在一定曆史條件下，著手進行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美國政府堅持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基礎是中國保證對台灣不使用武力，但是中國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主權問題的原則立場迫使美國政府重新審視了這一政策。1978年7月下旬，卡特總統決定派萬斯國務卿訪華，探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途徑。從1977年秋至1978年初，美國調整了對華政策，強調要對中國“采取更為肯定的行動”。
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使美國政府關於外交策略和對中美關係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增強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趨勢。1977年9月起，美國政府開始尋找一種新的方式來解決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經過討論與研究，卡特政府做出重大決策：美國仍希望以和平解決為基礎，但不再正麵要求中國公開宣布放棄使用武力，要避過障礙，使談判重新開始。由此，僵局打開。中美建交談判從1978年7月5日起至12月13日止在北京秘密舉行，前後雙方共舉行了八次談判。1978年12月15日，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發表聲明：“中美兩國將於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雙方商定，中美建交聯合公報提前於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同時公布。建交公報的發表，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轉折。根據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台美外交關係即宣告結束，1979年1月1日，美國國務院正式通知台灣當局，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將於1980年1月1日終止。這是美國第一次以政府公報的形式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從而宣告了美國一手製造的“兩個中國”政策的破產，這是中國外交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台灣“外交”的頹勢對島內的政治生態必然產生嚴重影響，這使退台後的國民黨不得不“反求諸己”，隻有改變才可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