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史主義批評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它是繼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之後，在歐美產生重大影響的文藝批評思潮。新曆史主義批評的重要理論家及著作包括美國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及其《文藝複興人物》、《文藝複興時期的自我塑造》，海登·懷特及其《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曆史想象》、《話語轉義學》，以及英國的多利莫爾及其《激進悲劇》等。新曆史主義批評主張對文藝進行一種以曆史分析與社會批判為核心的外部研究，這使他們對形式主義、新批評和結構主義等文論斬斷曆史的行為十分不滿。但新曆史主義批評的外轉，海登·懷特並不是要恢複傳統的帶有實證色彩和還原傾向的社會曆史批評範式，而是力圖以“複數的”、“小寫的”後現代曆史觀為依托，從曆史與文藝、文藝與人性、文藝與政治之間互為背景、相互塑造的關係出發，揭示各類文本中複雜的權力運作方式，以便對扭曲人性、壓製心靈的社會體製和社會關係進行批判。這種理論傾向使新曆史主義批評對文藝的特性、運作方式和功能等問題的認識都呈現出較為鮮明的意識形態化傾向。
一、曆史也是一種詩學文本
新曆史主義之“新”首先在於它對曆史有別於傳統的理解。海登·懷特提出了“元曆史”概念，蒙特洛斯提出了“曆史的文本性”概念，目的都在於解構曆史的實體性、客觀性，力圖恢複曆史的虛構化和詩意化本質，甚至明確主張曆史也是一種詩意文本。這樣一種認識不僅可以擴大文藝文本的指涉範圍，也可以深化對文藝特性的認識。具體說來，新曆史主義的曆史觀包括：
第一，客觀的曆史並不存在，隻存在一種語言學層麵的曆史敘事或者曆史修撰，曆史在本質上是虛構與詩意的。海登·懷特就將曆史作品視為“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的一種言辭結構”。曆史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文藝的虛構性和創造性特征，曆史也就成了一種詩學文本。
第二，曆史文本還存在一個深層結構，它在本質上也是詩意化的，是審美的或者道德的維度，而非認識的維度。這個深層結構就是懷特提出來的“元曆史”。懷特認為，史學家要想對具體的曆史事件進行貫通和闡釋，他就不得不借助於一些更為深層的概念和模式來進行，“在這個層麵上，史學家表現出一種本質上是詩性的行為”。這樣一來，任何關於曆史的敘述都將是美學的、詩性的。
第三，文本化的曆史將不可避免地帶有多元性、開放性和發展性，其內部將不再是嚴整、統一的，而是充滿著各種差異和斷裂。在新曆史主義看來，曆史內部充滿各種對立的權力話語，尤其表現為正史與野史的分裂、中心與邊緣的對立等。正是基於對曆史的這種認識，新曆史主義批評在具體的批評中，總是喜歡挖掘那些為正史所壓製的邊緣話語、軼聞趣事、偶然事件和異乎尋常的外來之物，並詳加闡釋，以期重建曆史蹤跡，恢複曆史的多元性、開放性，對主流曆史形成顛覆效果。格林布拉特曾將新曆史主義的這種批評模式概括為“逸聞主義”。在新曆史主義看來，曆史的這種開放性、流動性進一步表明了它的美學性質和虛構特色。正因如此，格林布拉特強調，在文學的傳統邊界之外，還有其他的技巧和文本，它們擁有堪與文學媲美的強大力量。 他主張文藝批評不應畫地為牢，而是應該將觸角同時伸向包括曆史在內的所有人類“敘述”領域。
新曆史主義的形成與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福柯的影響有關。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集中提出了他對曆史的看法，認為曆史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整體的，當然也不存在決定曆史發展方向的必然規律和終極目的。福柯認為，任何曆史學家所宣稱的客觀曆史在本質上都來自話語的構造，將不可避免地帶有差異性和斷裂性。盡管表麵上看，曆史學家的話語是自由的，但實際上卻受製於特定時代的各種話語規則，不能逾越。比如，誰來書寫曆史，寫什麼，怎麼寫，以及什麼是真，什麼是偽，等等，都已經經過了特定曆史時代話語規則的過濾和選擇。由於不同時代的話語規則各有不同，那麼曆史必定是差異的、斷裂的。那些宣稱曆史具有客觀性、連續性和目的性的見解隻能是癡人說夢或是別有用心。因此，福柯斷定，作為話語實踐結果的曆史隻能是一種虛構，而非客觀實在。如此，曆史的實在性在福柯這裏得到消解，其虛構性和詩意想象性得到了強調。這一認識為新曆史主義將曆史視為詩學文本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