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中的愛國主義源遠流長，各個朝代都出現過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詩人。他們懷著對祖國深厚的感情，胸懷拯民濟世的偉大抱負，渴望國家富強，百姓幸福。在封建時代，他們把這樣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統治者的身上。擁戴朝恩，效力國家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主旨。他們忠心耿耿，“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李白：《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愛國與忠君是統一的。可是屢屢遭逢朝廷昏庸腐敗，奸佞當道，不納忠言，甚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他們誌無由伸，報國無門，孤臣悲憤，形諸筆端。有的詩人自知不容於君，不知於世，索性歸隱田園，寄情山水。然而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在他們歌頌大自然的詩作中，雖恬淡號稱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仍有“猛誌逸四海”（《雜詩》）的濟世之誌；飄逸絕塵如李白，還吟唱著“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與清幽燕”（《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禦》）的報國雄心和“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的濟蒼生的抱負。南宋詞人陸遊和辛棄疾都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痛心朝廷執行投降路線，喪失國土，他們力主抗金，收複中原，無奈朝廷不予重用，他們同樣受到當權派的排斥打擊，先後受到落職閑置、“報國欲死無戰場”（陸遊：《隴頭水》）的可悲地步，他們滿腔慷慨抗敵的激情，化為憤懣不平的怨悱之章。當我們讀到陸遊的“少攜一劍行天下，晚落空村學灌園”（《灌園》）以及辛棄疾的“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這樣的詩句就不難想象詩人為國憂民空懷激烈的情緒來了。
這樣的精神確實繼承了屈原“長歎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以及杜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優秀傳統，他們的思想是一脈相傳的。
西方詩歌中憂國憂民的篇章呈現出與中國詩歌不同的風貌。以形式論，西方以長篇巨著的敘事詩見長，善用故事體現出作者的憂患意識。如但丁的《神曲》，氣魄宏大壯闊，神馳宇宙洪荒，揭露教會僧侶、豪門貴族專橫跋扈、魚肉百姓，造成國困民窮的悲慘局麵。他寫此詩的主旨在於懲惡揚善，啟迪人心，提倡文化知識，尋求達到政治清明、國家統一、人民富足的目的。他堅信這個理想是可以實現的，詩中憂思自現。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在詩劇中是憂鬱人物的典型。他是丹麥王子，但他不與王公貴族同流合汙，卻熱愛人民，為人民所愛戴。他不滿現狀，把丹麥國家比喻為一座監獄，有重整乾坤的誌願。當時國家外敵臨境，動蕩不安，宮廷內部更由於他的叔父毒父娶母，倫理道德敗壞，這樣的內憂外患使他終日憂心忡忡。個人強烈的複仇雪恥的思想彌漫於全劇，把哈姆雷特這個悲劇性人物的形象塑造得極為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