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憂患意識在長詩《普羅米修斯》中表現在藐視權威、勇於鬥爭的叛逆性英雄人物身上。為德國人民爭取自由，尋求國家統一，消除社會的種種弊端，舍反抗別無出路，隻有鬥爭才能驅散苦惱。
稍後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如拜倫、雪萊、華茲華斯等對國家興衰、人民疾苦的關切情懷洋溢於詩篇。他們對國計民生的憂患意識是以搖旗呐喊的姿態、撕心裂肺的聲音表達出來的，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社會意義。請參閱以下幾個片段：“醒來、醒來、醒來！”
奴隸和暴君是一對孿生的仇敵；
把那冰冷的鎖鏈摔開，
砸成泥土——你們的親人就在這泥土下安息！
（雪萊：《頌歌》）英國人何苦為地主耕植；
他們把你們當牛馬來驅使？
何苦辛勤地、細心地織造
為你們的暴君織造錦袍？
（雪萊：《給英國老百姓之歌》）我記得一些大國如何衰退：
當武士丟開寶劍而拿起賬本；
當學者撇開書齋去覓取黃金；
當高風美德告辭，祖國啊！我每每為你擔憂
——也許我該受責備？
現在，想到你，想到你在我內心
是居於何等位置，便不禁
為那些唐突的憂慮感到羞愧。
（華茲華斯：《無題》）由以上一鱗半爪的詩句看來，中西詩人憂國憂民的詩作各具特色。中國此類作品呈內向形態。詩人處於逆境，有心報國，無力回天，固守“君主聖明，臣罪當誅”的封建倫常禮數，絕無反叛複仇的大逆不道思想。他們遭受貶謫，明知不平，也隻有退思己過，獨自悲歎，所謂自顧無良策，空知反歸林，棲遲守拙而已。故其詩風表現為強力壓抑，欲言又止，沉鬱頓挫，講求節製適度，有如迂曲盤回的幽咽流泉，傾吐悲慨，如泣如訴，富陰柔之氣，有悲觀色彩，與西方詩人不平則鳴、呼天搶地之態大異其趣。
西方詩人比較外向，處不滿現狀之環境時，有尋求出路之勇氣和手段。他們藐視神權和君威，或是孤身戰鬥，或是號召起義，不畏艱險，一往直前，義無反顧，擁有勝利在望的樂觀信心，絕無反躬自責的愚忠思想。故其詩作，雄渾剛健，富陽剛之風，堅毅之氣。尤喜用迅忽的想象，奇特的比喻，給人以目不暇接、瞬間萬裏之感。好似在千仞高峰之上，忽見萬丈飛瀑，自天而降，傾瀉無餘，無阻滯之病，呼嘯奔騰，振幅強烈，使人聆聽之餘，精神為之大振。讀來有與中國詩歌截然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