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古典詩歌集子，我們不難讀到個人感傷身世、寄情吟詠之作。自《詩經》、《楚辭》以來，憂愁就像一根絲線貫穿於詩作之中，代代不絕。李白所謂：“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那麼人生的“不稱意”包括哪些內容呢？我們讀古典詩詞，分析其原因，或可試述如下：
一曰亡國之痛，臣虜之悲；二曰遭逢戰亂，顛沛流離；三曰溫館難求，衣食不繼；四曰仕途蹭蹬，憂讒畏譏；五曰士子落職，女子遺棄；六曰遠戍邊塞，吉凶難計；七曰半生羈旅，客舍思家；八曰生離死別，刻骨相思；九曰孤獨寂寞，世莫我知；十曰老病纏綿，生趣索然；如此等等。如果戲編一則索引，可以找到不少可以歸屬各個類目的名篇佳句，這裏不例舉了。
中國詩人處在這樣的境地，難以排遣或解脫，往往愁腸百結，鬱悶難舒。襟懷衝淡如陶淵明，也有“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誌，固為兒女憂”（《詠貧士》）的慮及子孫的後顧之憂；飄逸絕俗如李白，還有“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不為世用的憤懣之句。豪邁疏放如蘇軾，也難免“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複北流，老臣歸數論此，今斯言乃驗》）這樣的怨刺之章；豪情滿懷的辛棄疾寫出“舊恨春江流未斷，新恨雲山千疊”（《念奴嬌（書東流村壁）》）之句，直把仇恨比作春江和雲山這樣永存的物事了。由此可見，憂思占中國古典詩詞多大的篇幅，在某些詩人的作品中，竟成了他們作品的主調。
由於時代背景、政治製度、國家環境、民族性格等方麵的差異，西方詩人的個人憂患意識表現得和中國詩人的不同，在此不妨略作探討。西方詩人謀生的手段多，從政，經商，務工務農，沒有中國士子那種窮通貴賤的偏見。中國士子的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他們非常淡泊，因而不存在君恩厚薄、仕途蹭蹬的畏懼心理，個人的憂患意識不若中國詩人的那麼複雜多樣。個人是他們生活的核心，個人奮鬥可以掌握個人命運，對前途有較多的選擇權。個人是獨立的單位，他與家庭、社會的位置是對等的。如果家庭和社會不如他意，他不必像中國士子那樣委曲求全，而盡可以反抗家庭，改造社會。這種反叛革新的精神又是為社會所認可，有時還是讚許的。這樣一來，許多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個人幸福得到保障，詩歌中歡樂諧和的氣氛就占有一定比重。因此他們的憂患意識原本與中國詩人的相同，但他們能排除障礙，走出困境，這種意識在吟詠中就淡化了不少了。如上所述的類目，第一、三、四、五、六和十這幾項就比較少見。當然除了西方人比較富有奮鬥精神之外，詩人的身份地位、倫理觀念也有很大關係，譬如亡國之君、落職士子、失寵婦女、征戍將士等很少是西方詩歌的作者。
但是西方詩歌中的憂患意識也有一些為中國詩歌所闕如，或雖有但不強烈的。試舉下列數端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