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立獨行，不容於世。西方詩歌中塑造出這樣一些人物：他們憤世嫉俗，桀驁不馴，信仰個人奮鬥力量，遇有挫折堅強不屈。他們的主觀世界和客觀社會格格不入。他們懷有崇高理想，在達不到目的時，易於悲觀失望，彷徨苦悶，憂鬱意識濃厚。一些浪漫主義詩人多屬於這種類型。雪萊的《伊斯蘭的反叛》、《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長詩中的英雄可以歸屬此類。拜倫的《東方敘事詩》中的主人公更是孤獨傲世的個人反抗者，世稱拜倫式英雄，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二）情場失意，創深痛劇。愛情，這個永恒的主題在西方詩歌中所占比重較大。自古希臘女詩人薩福始，它不斷為西方詩人所采用。幾乎沒有一個能夠繞它而行。寫愛情歡娛的佳作固然不少，但寫失戀痛苦的篇章尤稱擅勝。拜倫的《憶昔兩分手》一詩直抒胸臆，追懷眷戀，憂思綿長，讀來如聽詩人怨泣之聲；濟慈的十四行詩，尤其是他最後那首名詩《我憂愁我的筆寫完了》，其中談到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再也無法見到他的情人，再也享受不到“愛的威力”，那麼在茫茫宇宙邊上，詩人獨自站在那裏沉思冥想，“直到愛情與榮名都化煙散去”。哀婉沉痛，令人黯然神傷。拜倫《憶昔兩分手》流露出“怨而怒”的譴責情緒，濟慈的《我憂愁我的筆寫完了》則表現出“哀而傷的色彩”，這與中國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是不合的。西方情詩敘事清晰，思路開闊，心中塊壘吐露無遺，為其特色。
（三）感慨人生，無所皈依。吾人於紅塵喧囂奔波忙碌之際，突然停步凝思，竟有一種茫茫宇宙我何所求，生命短暫何以皈依的感慨。這種憂思悲涼深邃，富哲理意味，卻找不到任何世間理由來解釋。也許此時既非落魄潦倒，也非失路彷徨，反之還是處於誌得意滿的順境，原可享受那“月到中天花滿枝”的圓滿人生的。西方詩作之中，抒發此類憂患的較多，著名的有雪萊的《哀歌》（“Lament：O World！O Life！O Time！”），柯勒律治的《在無望中工作》（“Work Without Hope”），羅伯特·佛羅斯特的《雪夜暫駐》（“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湯姆斯·格雷的《墓畔哀歌》（“Elegy Written in Country Churchyard”）等。這些詩人所處的順逆境不同，詩中多少流露出這樣無名的憂思。中國詩人如賈島、孟郊偶有孤峭荒冷格調的詩，其中仿佛似之。
古詩有雲：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憂慮是心靈隱秘處的思想活動，憂從中來，不可抑止，更不可捉摸，勉強把它劃為類目，界定難以精確，類目之間又是相互交叉滲透的。拙文初步探索，論述粗疏，聊備一格，權當片石，以利鋪路而已。（原載《國外文學》，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