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難為情地笑笑說：“我迷糊了一下，我常常以為手還在，能抓住繩子。真的，我清清楚楚看見了我的手。”後來，他告訴我，早幾年，他還在草地，有多少次看見自己的手還在，他用一隻“手”去抓另一隻“手”，撲了空，才清醒過來。掌櫃的認為他快瘋了，就把他打發回老家了。因為冬天天天來井口，我跟著禿手伯學了不少西口調，現在全淡忘了。禿手伯有手時，拉一手好馬頭琴，手沒了，當然就拉不成了。每年冬閑時節，村裏的“自樂班”聚在一起吹吹打打，禿手伯總在，他不是聽眾，他用他的禿手當鼓槌敲鼓，敲得十分靈活，而且帶有特別的膻味，他不僅憑聽覺確定音的輕重，還憑著他禿手的觸覺。我父親說禿手伯鼓敲得有味道，“水上飄”戲班子的鼓手比不上他。父親是“自樂班”的班主，樣樣響器都能來，除去吹笙，還吹難度更大的管子。我也總混在中間，十歲之後，笙吹得已經很好了，成為。自樂班”的成員，當然這是後話。我看見禿手伯用禿手敲鼓的神情最為專注，眼睛微微閉著，頭不住地晃動著。他們一直吹吹打打到後半夜，多半是我父親請大家吃小栽根兒的黃酒。吃完黃酒各自回家。我家炕頭上說話的幾個女人聽見男人們的唱聲、喊叫聲，說：“他們散場了，我們也該回家。”這時，夜真正安靜了下來。不，還有官道上過路的一串駱駝的鈴鐺聲在飄響，沉沉的，悶悶的，並不擾人心靈。祖母說，後半夜全村隻有一個人唱，就是禿手伯。他常常領著過路的運監駱駝隊到井邊去飲水。駱駝圍成圈兒臥著，他與拉駱駝的老漢們坐在中間，既可避風。又有駱駝的熱氣熏著，他們哼哼喲喲唱一陣子草地上的牧歌。之後分手。我敢說，他們——這些純樸的人，這輩子不會再見麵了。
抗日戰爭爆發那年的深秋，父親和我匆忙離開了家鄉，半個世紀悠悠地過去，我再沒有回過家鄉，當然，也不可能見到禿手伯了。我和禿手伯相處了六七年，比起禿手伯和那些拉駱駝的老漢們夜裏歡聚的時間要長得多，禿手伯給我留下一生難以磨滅的記憶與友情。五十年代初，母親來看我，提到禿手伯，禿手伯聽說我是“寫書”的人，他對母親說過這樣的話：“我的手如果不凍掉，也能寫書。”我絕對相信。聽母親說，禿手伯晚年懊惱地說，當年真不該掐死那隻帶仔的母狼，幾隻狼仔於一定都餓死了，而他活下來也不過多受些罪而已。禿手伯有手時，他是草原上套馬的好漢，硝皮子的能手，能吹(笛)會拉(琴)，手掉了之後，他還像有手似的頑強地活著。他比我父親大三五歲，如果活著的話，是年過九十的人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不管他現在活著，還是已經死去，我清楚，當他回到大地時，埋進了西古城，他將與他的手歡聚成一個完美的人。
我深深地垂下了頭顱——禿手伯用手撫摸過的那一顆好做夢的頭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