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真是殺手鐧。以前也在新聞上看過，沒想到他們還真會使出來。
“其實他們也沒少花錢，我問了，那些個拆房的民工，一天工資都一百。拆現澆的更貴，現澆的全是鋼筋和水泥，不好拆，他們說敲一天敲得胳膊疼，工錢不是按天算的，是按平方算的，一平方一百。就像咱的房，全是現澆結構，拆掉160平米，那就得一萬六呢。”姐夫拍著腦袋道，“我真想不通。你說，他們能把錢花到這上頭，怎麼就不能賠給咱們呢？”
“聽說前些時來了幾撥記者，打發他們也沒少花錢。”趙師母道。
我和姐姐、姐夫對視一眼。
“記者？記者還得找大記者，那些小記者，根本就不打食兒！當年我在一個縣裏當老師，那個縣裏集資建化肥廠，讓每個老師集資500塊，還給了借劵呢，還說利息是每年20%。後來我和幾個老師一起調走了，想著不在那裏上班了，想叫縣裏把錢退了，縣裏不退，說隻有全縣老師的錢退了，才給我們這些要走的老師退，我們就去起訴，縣法院不受理——法律途徑根本走不通！我們也去上訪，一到火車站就給攔回來了。最後我們就想到了找記者。”趙老師喝了口水，“當時我們就認定，小記者不行，得找大記者，找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我們聯係了東方時空、焦點訪談、今日說法……反正一堆，想著碰著哪個是哪個吧，他們都說兩周內給我們答複，要是得不到任何答複就找別的門路，到第十天的時候，二頻道有個記者來了。是個啥欄目？我忘了。時間太長了。反正跟法有關。那天，我剛回到學校，有個老師就找到我，偷偷告訴我：央視記者來了，住在東方賓館，不讓告訴任何人，說縣裏一知道就采訪不了了。他們剛剛偷偷去賓館反映了一下情況。我沒有去賓館。我是在學校裏說的，記者來拍學校的時候，叫我說，我想，說就說吧，反正也快要走了，說了也咋不了我。我就說了，在一棵樹下說的。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那兩個記者在附近的學校待了四天，采訪了可多人。後來去拍縣政府，攝像記者先下來，在縣政府門口拍，剛拍了沒幾下，出來一堆人，圍著他們喝問：幹啥呢？亂拍啥呢？！這時候，拿話筒的記者就下車了，不吭一聲地把話筒往外一拿，那些人一看見CCTV幾個字，頓時一哄而散，那個幹淨啊，好像誰拿了一個大掃帚在掃他們一樣。接著呢，你看吧，這兩個記者威風凜凜地走進政府大樓，走進哪個辦公室，哪個辦公室的人就都跑了出去，像躲瘟神一樣。他們在一個辦公室桌的玻璃板底下看到了領導們的電話號碼，就開始打，開始采訪，領導們那個害怕啊，那個尷尬啊……哈哈哈。後來一個宣傳部領導過來見了他們，上頭才算認準了方向。從那之後，縣裏領導每天早上去東方賓館接他們去采訪，采訪完了晚上把他們送回來，這麼折騰了一周時間，兩個記者來跟我們老師們聊，說他們能做主，讓縣裏趕快把錢給我們。說縣裏也不容易，利息就算了。我們商量了一下，也都同意了。記者們走的時候，說半個月之內縣裏會把錢給我們，不然他們就會曝他們的光。後來，果然，一星期，縣裏就把錢給我們了。那種大記者才算厲害，才算是無冕之王！省裏的這些小記者，喂一點兒都喂飽了，哪還顧得上叫！”
又是沉默。當然是這樣。當然可以把錢給記者，給民工，但就是不能算到拆遷賠償的賬上。付師兄的話在耳邊響起：這是原則問題。
電子遊戲聲嘟嘟作響。
“就你們一家了，你們啊，也有個心理準備。胳膊擰不過大腿，是擰不過。怎麼能擰過呢？”趙師母道。到後來，她的話更像是喃喃自語，“他們白天不來，晚上來。他們認準了，白天你還能去外頭躲，晚上你沒地方躲，隻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