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我”好像沒有什麼明確的道德立場。
——這正是我想要的。我有意克製著自己的道德立場，為此甚至在文本中故意模糊了自己的社會身份。作品中的“我”，連工作單位都沒有明確地指認。“我”最明確的敘述身份就是一個鄉村之根還沒有死的逃離者，一個農婦的妹妹。更坦白地說，我怕自己像個很有道德立場的知識分子。而那種所謂的道德立場，不是冷眼旁觀，就是高高在上。其實我也曾試圖站在這樣一個立場上，但我很快發現我做不到，我站不穩。不僅僅是因為我的鄉村之根還沒有死，也不僅僅是因為我是一個農婦的妹妹，更重要的是，我一向從心底裏厭惡和拒絕那種冷眼旁觀和高高在上。我不喜歡那種幹淨。我幹淨不了。我無法那麼幹淨。我對自己說：那就和姐姐他們混在一起吧，盡管混在一起讓我很不舒服，我也不可能舒服，但我隻能把自己投身到姐姐他們中間，投身到他們的泥流裏。然後再去說別的。“雙記”發表之後，《文藝報》先後發表了三篇評論文章，最觸動我的是署名李勇的那篇，名字叫《卑微者及其對卑微的坦承》。我，就是一個卑微者。這“雙記”，就是我卑微的坦承。我盡量客觀地裸露我所看到的事實，還有事實中的我自己。其他的，就交由讀者。這難道不也是一種立場嗎？
你的寫作情調好像大多數是情啊愛啊溫暖啊，怎麼想到去寫這麼一個內容？動因何在？
——第一動因是因為看見。其實一直都在看見，但這之前沒想到要去寫。覺得自己寫不了。有次跟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還說自己沒能力寫這個。朋友當即就說：“很多時候，勇氣就是能力。”我頓悟，明白自己是本能地知道這種事件寫起來有多麼難，潛意識深處原來就在知難而退。直到2010年受到《人民文學》“非虛構寫作”風潮的引領——這是又一動因，恰巧又近距離地遭遇了姐姐村莊的拆遷事件，於是我近乎強迫地讓自己把目光集中在這個事件上，在克服了心理障礙和寫作障礙之後，就有了它。還有一個動因也很重要：作為東莞文學藝術院的第二屆簽約項目作家，三年來我常常忐忑沒有合適的作品來交簽約項目作業，這些天在把《拆樓記》由雜誌版修訂為書稿版的過程中，文本裏不斷閃現的東莞元素在一刹那讓我怦然心動，文本特質與東莞精神的巧合也讓我豁然開朗，這種精神就是：勇敢，真實，新銳，駁雜。——那麼，別無選擇，我的東莞文學藝術院簽約項目作品——《拆樓記》，沒錯，就是它了。
喬葉
於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