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先生使我一直懷念的還有他的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我們是師生關係，但他向來不見外，從不以老師自居。常常把我當做朋友一般看待，家庭糾紛不談外，什麼都談。這回在飯桌上談的多。他有一肚皮怨氣，對時局十分悲觀，對人也多取懷疑態度。聲音依然那麼低啞而平和。飯後紙煙一支接一支地抽，停了一停，問我：“你怎麼辦？到哪兒去？”我說：“去武漢後再說。”鬱先生想了想，說道“福建這地方不好呆。楊騷搞了一輩子文學，寫了一輩子詩，到處找飯吃都找不到。現在我介紹他當報紙副刊編輯，每月隻40多塊錢。你去武漢，我給你寫個字給老郭。”他說時巴嗒一下眼睛，望我一眼，笑了一笑說：“你在北平念書，怎麼跑到杭州來，是搞學生運動吧？”他很聰明，他帶著充分信任的神情說著，便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名片來。在名片背後給郭沫若同誌寫了幾十個字，寫完交給我。這時有兩位客人進來了。一位是名教育家薑琦，是鬱先生在東京帝大同學，滿口浙江話；另一位就是詩人楊騷。這人長個大腦袋，寬闊前額，瘦長而清秀的臉兒，戴一副黑框近視眼鏡，說一口閩南腔的普通話。我過去在魯迅先生編的《奔流》雜誌上讀過他的詩。他們年齡都比我大一半，算是前輩。經鬱先生介紹握握手。我看坐下去不大方便，自己又急於準備行裝去武漢，便起身告辭了。這裏有必要補充一筆：鬱先生東邊臥室的陳設是我向來不曾見過的。從東牆牆根起，鬱先生用“白錫包”空煙罐頭四五百個如疊積木一般從地下一直碼到天花板。看來十分別致，實則也是一種苦悶的象征啊！
我是1938年初到達武漢，借住海燕出版社。曾渡江到武昌曇華林去見郭沫若同誌。他一看是鬱達夫先生介紹的，便通過一位全副戎裝，身上斜背紅綢值日帶的軍官把我領進一間小樓的小客廳裏，郭沫若同誌已站在那裏等我了。他耳聾，那時沒助聽器，彼此坐得很近才能談話，談話的內容與本文無關，這裏就從略了。大約過了一個月，二、三月間鬱先生攜眷從福州來武漢，經郭沫若同誌推薦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我去武昌看他。他的住處好像租用一富有人家廂房和正廳。正廳的擺設很講究，多是紅木家具。在哪一條街已忘記。總之，這回見麵，鬱先生情緒很好，他說很忙，馬上又要到前方勞軍雲雲。又問我的情況，我說搞抗日救亡工作，他沉默不語，因為他知道我工作的崗位是地下黨領導的，領導我工作的是當時公開的共產黨人。這是鬱先生沉默不語的原因。他叫兒子鬱飛上街買紙煙招待我，那時我還沒學會抽煙。於是他改了主意給我泡了一盅茶。王映霞那時正在後邊廚房忙著，我來見過。我坐一會兒便回漢口。沒有多久，在武漢報紙的廣告欄上見到鬱先生尋找王映霞的啟事。啟事的內容大意是說他夫人王映霞卷走衣服細軟潛逃，希望她早日回家雲雲，這事在當時文藝界如從上海移家一樣又成了一條重要新聞。據在第三廳郭廳長身邊工作的同誌後來告訴我，郭廳長用日語責備鬱先生不該這樣做，然而廣告已登出，自然引起人們的非議。後來經過別人的努力，王映霞回家了。不久武漢告急，人們紛紛逃難。鬱先生並未隨著第三廳人員撤至長沙、桂林，而是攜眷到湖南漢壽易君左那裏，呆一個時期後又轉經福建，以後消息中斷。隻聽說鬱先生又是隻身下南洋去了。1941年皖南事變後，曾與胡愈之、王任叔在新加坡工作的陳楚雲同誌寫信並彙來路費要我去新加坡，並說鬱先生也希望我去工作，說那裏人手不夠。我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去南洋，從重慶動身經貴州到達桂林。先去見邵荃麟同誌，他那時與葛琴住在桂林東郊麗君路。他們夫婦很熱情，幫助安排從廣州灣出口，路線都已定好。不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我去新加坡也走不成了。信息自然也中斷了。鬱先生在南洋的思想、生活，我就不知道了。鬱先生，他具有多方麵的才能，擅長寫小說、散文之外，他還是一位很出色的外交人才，具有較高的組織能力，會處理各種複雜的人事關係。就我所知，他與人往來辦事，很少與人爭吵，他總是不忙不慌，慢慢地說。這是郭沫若同誌說過的，事實上正是這樣，一點兒也不假。據後來從南洋回來的王任叔、陳楚雲同誌說，鬱先生工作很有成績。關於這方麵的情況已有胡愈之同誌等寫過回憶文章，我就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