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嚇一跳！鐵嶺市竟有 9 個副市長 20 個副秘書長！》的帖子，引發了網民對各地官員數量的強烈興趣，隨著“人肉搜索”的深入，官場副職超編泛濫的亂象紛紛被暴曬了出來。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確實嚇一跳。姑且不說遼寧鐵嶺市、河南新鄉市等一般地級市，就連湖南平江縣、山東沾化縣等貧困縣，也設立了十多個副縣長、縣長助理，更駭人聽聞的是還有一個鄉，破天荒地創造出了編配34個副鄉長的新紀錄。這簡直把政府部門變成了批發市場，官員副職數額竟如此沒有個尺度。
中國素有“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之說，現又有“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之稱，公務員中官員比例越來越高，副職虛職越設越多，已成為中國政壇的一大特色。據相關資料顯示，中國曆朝曆代官員與百姓的比例差距呈不斷縮小的態勢，漢朝為2000∶1，唐宋為500∶1，清朝為300∶1，民國為400∶1，新中國成立後80年代為30∶1，時至今日為18∶1.誠然，不能單純用數字簡單類比今天與過去，畢竟中國今天人口發展數量、社會建設任務、行政管理的難度與過去不能同日而語，但是現代科技、通訊、交通，以及執政基礎，也是過去曆朝曆代望塵莫及的。因此，單靠增加官員的數量絕非是提高公共事務管理效率的良策。冗員過多，不僅占用了過多的公共資源，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而且降低了行政效率，敗壞了黨風政風，難怪我國地方的辦事機構越來越多，“三公”現象（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私用）愈演愈烈，行政成本不斷攀升；難怪會出現龍多不治水、“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怪狀，經常采取多個部門“聯合執法”、“聯合行動”之類的行政行為；難怪在海南文昌市、湖北大冶市街頭四處張貼“尋官啟事”，甚至有的官員出國考察滯留不歸、失蹤潛逃。事實說明，“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官員過多，副職紮堆是一種政治亂象，誤國害民。
精簡機構，精兵簡政，裁汰冗員，是我們黨在政權建設中堅持的一貫原則，即便在延安最艱苦的歲月，還積極采納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的建議，實行精兵簡政，共克時艱。新中國成立後，更是多次進行精兵簡政的舉措。然而，精兵簡政很難畢其功於一役、一勞永逸，機構臃腫極易反彈，總是跳不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周期率。原因何在？毛澤東曾高度評價並推薦過一本小冊子《官場病———帕金森定律》，或許為解開“官多為患”的死結提供了一條思路。
英國著名曆史學家諾斯德·帕金森通過長期調查研究，寫了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書，闡述了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啟示：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幹的人；第二是讓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這第一條出路是萬萬不能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力；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幹的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看來隻有第三條路最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兩個助手既無能，也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無能的助手。如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係。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官僚集團的自我膨脹以及代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原因，曆史上堯舜的禪讓義舉卻屬罕見。不稱職的行政首長一旦占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人員便不可避免，在權力危機感的驅使下，當官的人需要不斷補充的是下屬而不是對手，以增加副職編製來平衡官場派係利益、穩固自己的權力自然而然成為潛規則。於是，官員製造更多的官員，官員彼此之間也會製造出工作來的，整個行政管理係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於自拔的泥潭。官場生態也會隨之惡化，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權錢交易、奢侈浮誇、拉幫結派等“官場病”繁衍滋生，成為潛伏在黨的肌體上的“毒瘤”，危及黨和人民的事業，害莫大焉，必須從觀念上、體製上、製度上下恒心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