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寫作的偏愛，是由從事的職業所逐漸培育出來的一種興趣和一種習慣，每逢有得意之作出籠後，便會油然產生一種成就感，以致朋友和同事戲謔我“有愛工作、愛材料兩大怪癖”。一次外出，愛人不解地問與我同行的一位處長：“你們整天苦思冥想、頗費心機地寫文章，難道就不嫌苦、嫌累嗎？”這位處長笑著回答：“嫂子，你可不知道，每當寫出一份好材料、一部好作品，就像生了一個漂亮的寶寶一樣興奮，精心嗬護，愛不釋手！”相信其他從事過文字工作的同仁恐怕也感同身受。其實，寫文章並不完全是一種樂事、幸事，也是一種苦事，甚至是險事。姑且不說“焚書坑儒”、“文字獄”這些曾發生在中國的曆史悲劇，有時候會像夢魘一樣籠罩在文人心頭揮之不去。就現實來說也還未完全達到敞開喉嚨說話，無所顧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境地，因文字而引發的酸甜苦辣還是不少的。每個單位總離不開“筆杆子”，經常點燈熬油地應酬一些“文字工程”，它們在某些時候會與“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同等重要，或者更甚。想寫的東西有時不能自由地去表達，不願意寫的東西，卻必須按照要求和意圖妙筆生花，這無疑是個十分痛苦的過程。但是，誰叫你有這點愛好特長呢？為了單位的整體利益，為了符合領導和上級意圖，你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更為難受的是，白紙黑字有時會像“裸體人”一樣醒目地擺在麵前，任人宰割，評頭論足，挑來揀去，善意的批評，苛刻的挑剔，惡意的指責，有時候會使弄墨者陷入十分尷尬狼狽的境地。特別是喜好寫雜文的人更容易如此。記得去年冬天，我根據群眾的呼聲，對供熱問題提出了一點小小的批評和建議，沒想到卻觸怒了某些部門和個人，在報紙上指名道姓地指責我“對政府的工作成績視而不見，一味地誇大社會缺陷”，迫使我不得不對此作出了應答。這或許是多此一舉，自討苦吃。但是，“天地生人，有一人當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一日當盡一日之勤”。作為國家的人、社會的人，不可能脫離責任而生存。在世事和是非麵前，決不可當瞎子、聾子、啞巴，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置之不理。為國盡忠，為民進言，為社會盡責，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隻要寫雜文，無論你承認與否，實際上在承擔一定社會責任的同時，也容易陷入是非的旋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通過自己的思想和語言，弘揚新風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為構建和諧社會營造良好的思想輿論氛圍，盡可能把黑暗、陰影、醜惡、罪惡從這個社會剔除出去，讓白天、陽光、美麗、善良把社會滋潤得更加美好。這是天地良心驅使賦予給我們的一點責任。
誠然，誰也不會相信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神話。雜文所具有的價值並不在於雜文作者本身，而在於他們的思想。雜文作為思想的凝結和物化，在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作用是不能小覷的。放縱的思想是沒有限製的。一個膚淺的道理，或許就是人生的至理名言；一篇樸實的文章，或許就是一個治國的良策。因此，依附曆史環境，緊扣人們對國計民生的關注和企盼，用細膩的筆融直探社會矛盾，針砭時弊，懲惡揚善，揚清止濁，鞭撻醜惡假，頌揚美善真，揭示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潑灑和融入現代生活的哲理，展示正義必定戰勝邪惡的必然規律，使雜文確實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助推器”和“融合劑”，真正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無愧於良心。這無疑是每個雜文愛好者所必須堅守的“精神家園”。社會的進步之處在於民主。民主的最大特點是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隨著國家民主法製建設步伐的加快，人民群眾的話語權會更多地釋放出來，不斷為雜文創作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
《揚清集》一書中收集了近年來在報刊上發表的部分作品。由於職業習慣，自我感覺到作品的政治化傾向濃厚了點，文化色彩輕淡了些，但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醜媳婦終究要見婆婆，還是由讀者評判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