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下三十年代，也許很多人會大為驚訝。那是史學家命名的“紅色三十年代”，批判資本體製的文學，“勞工神聖”的口號，貧窮而熱情的俄羅斯赤衛隊員，不能提供一分錢利潤，卻居然成了人們的希望，居然引導了知識界以及一般上流開明人士的思想時尚。不管是用選票還是用武裝暴動的方式，左派組織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漸坐大，眼看著國家政權唾手可得。布萊希特、A·勃勒東、阿拉貢、加繆、德萊賽、瞿秋白、聶魯達、羅曼·羅蘭、芥川龍之介以及時間稍後一些的畢加索和薩特……一大批重要知識分子的履曆中，無不具有參加共產黨或者自稱社會主義者的記錄。
六十年代，又發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燒。中國“文革”不用說，法國的“紅五月”也驚天動地，紅皮語錄本在地球的那一邊也被青年們揮動。勃列日涅夫在蘇聯上台向左轉，太平洋彼岸的黑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也交相輝映，在白宮前炮打司令部。不僅是廣獲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數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亞非拉弱小民族，競相把“社會主義”和“國有化”當作救國的良方。不僅是格瓦拉、德欽丹東和阿拉法特，一切窮苦人和受難者的造反領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眾多青年學子耀眼的時代明星，成了偶像和傳說。
這些離我們並不遙遠。
同樣並不遙遠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轉折之後，都似乎緊接著向右的反複和循環。左派的理想，左派在這個時代的諸多含義：國有化、計劃經濟、階級鬥爭、均貧富、打破國際壟斷資本等等，從來沒有得到曆史的偏寵，在實踐中並非能夠無往不勝。
變化周期似乎總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間。
三十年代以後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變，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轉向，中國的夏季鳴放和廬山浄諫，蘇共的二十大反“左”報告以及社會的全麵“解凍”，歐美各個共產黨的紛紛萎縮或潰散，加上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反共恐怖插曲。對於左翼陣營來說，一個雲霧低迷和寒氣暗生之秋已經來臨。紅色政權即便可以用武裝平息內亂，用政治高壓給經濟運行的鍾表再緊一把發條，但發條上得再緊，很多零件已經出現的鎊蝕和裂痕卻無法消除，故障噪聲已經嘎嘎漸強。
六十年代的狂熱一旦落幕，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共產主義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間，格林牆推倒了，革命導師的塑像鋸倒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紛紛易幟，貧窮而憤激的人們成群結隊越過邊界，投奔西方，尋找麵包、暖氣、搖滾樂、豐田汽車、言論自由、綠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凱旋門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熱淚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經成了十惡不赦的貶詞。眾多知識分子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經曆深表懺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閃爍其詞，或者三緘其口。相反，重新認識西方的管理體製和技術成就，重新評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成為了全球性知識界流行話題，成了現代人開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經“化”了的地方也還嫌化得不夠，撒切爾主義和裏根主義接連出台，向自家園子裏的經濟國有成分和社會福利政策下刀，竟沒有太多的反對派膽敢多嘴。
一個西方記者說，眼下除了梵蒂岡教皇和朝鮮，再沒有人批評資本主義了。這個話當然誇大不實。但從全球的範圍來看，現在還有多少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在繼續憎惡利潤和資本？還有多少聽眾會從這些政黨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許，這是一個左翼人士不願正視的問題，卻是他們不得不麵對的現實處境。
事情已經大變。對變化的過程，當然還需要由曆史學家做出更周詳更精確更清晰的描述。一個基本的現象，卻不難在我們粗略的回顧中浮現，不難成為我們的視角之一：經過一個短短的周期，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則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現代化昌榮，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認和複活。
下一個十年，會怎麼樣？再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又會怎麼樣？我聽到未來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物極必反，陰盡陽還；風水輪流轉；七八年再來一次……中國人對曆史演變規律的樸素把握，雜有過多神秘的揣測，兩分模式也顯得過於粗糧。我對此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曆史是被什麼樣的一隻手在操縱？我感興趣的是，不管是左還是右，一種思想是如何由興到亡？一種體製是如何由盛及衰？它們是如何產生、然後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體製優勢？如何獲取、然後喪失了自我調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機能？如何彙聚、然後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資源和道義光輝從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無情的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