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這些問題，似乎顯得有些傻。
切，是南美洲窮苦人民對格瓦拉簡短的昵稱，也幾乎成了相當時期內在他們之間秘密流傳的神聖暗語。
這個神聖的暗語生於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愛爾3人的後裔，年輕時就習慣於獨身徒步長旅，結識和了解社會最底層的卑賤者。他所獻身的革命遊擊戰在古巴獲勝之後，這位卡斯特羅的密友，這位全國土地革命委員會主席和國家銀行行長，因為失望於勝利以後的現實，突然從所有公眾場合銷聲匿跡。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卡斯特羅公布他留下來的一封信，信中隻是說因為其他國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幫助，他決定去那些國家重新幵始鬥爭。這位命中注定的“國際公民”，這位被哲學家薩特稱為“我們時代完美的人”，後來在剛果和玻利維亞等地的故事，我是從一部錄像帶裏看到的。錄像帶有些陳舊模糊，製作者顯然是一個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鏡頭下，格瓦拉消瘦蒼白，冷漠無情，偏執甚至有些神經質，是一個使觀眾感到壓抑和不安的遊擊戰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叢林中的饑餓，在群山峻嶺中衣衫襤褸的跋涉，在戰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後捐軀時的從容——還有孤獨，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裏。
他流在陌生異鄉的鮮血，他被當局砍下來然後送去驗證指紋的雙手，無疑是照亮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閃電——盡管關於他的錄像帶，眼下是最滯銷的之一，最沒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帶店的青年這樣告訴我。
與格瓦拉同時代的吉拉斯，則是另一種類型的理想者。與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選擇了更左的道路，而是從右的方向開始了新的生命——當時他同樣官階顯赫位極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國會議長，是鐵托最為器重的同誌和兄弟。他的第一本書傳入中國，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紅衛兵中偷偷翻印和傳閱著的《新階級》，與遇羅克的《出身論》同時不脛而走。在我讀過的一本油印小冊子上，作者當時的譯名叫“德熱拉斯”。讀到他的第二本書則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會》討論了宗教、帝國主義、現代科技、所有權多樣化、暴力革命、民主、中產階級等等問題，給我的印象，作者對這個世界有清醒的現實感，拒絕相信任何“完美”的社會模式。他描繪了資本主義正在汲收社會主義（比方社會福利政策），稱社會主義也必須汲收資本主義（比方市場經濟）。他的很多觀點，無異於後來大規模改革的理論導引。
因為發表這些文章，加上因為公開在西方報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變等等，他不但被剝奪了一切職務，而且三度入獄，被指責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沒有預料到這樣的後果，不，他是自己選擇了通向地獄之路。當他打算與同僚們分道，他滿心哀傷和留戀，也不無臨難的恐懼。
《不完美的社會》中很多論述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寫曆曆在目：這是一個舊貴族留下的大別墅裏，燈光輝煌，豐盛的晚宴如常進行，留聲機裏播送著假日音樂。在一群快樂的黨政要人裏，隻有吉拉斯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角裏，像突然發作了熱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當侍者的老人，眼下在為他的同僚們當侍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拉貨或站崗的青年，現在仍然在風雪中饑餓地哆嗦。唯一變化了的，是別墅主人的麵孔。他突然發現自己麵對著一個剌心的問題：勝利的意義在哪裏？
就是在這個夜晚，他來回踱步整整一個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也不願用他的想法驚擾家人。但他決定了，決定了自己無可返程的啟程。如果他一直猶豫著，該不該放棄自己的高位，該不該公示自己的批判，那麼在天將拂曉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決，注人了他平靜的雙眼。
歐洲一個極為普通的長夜。
這個長夜是一個無可爭辯的證明：同情心，責任感，親切的回憶，挑戰自己的大義大勇，不獨為左派專有。這個長夜使所有經過了那個年代的我們羞愧，使我們太多的日子顯得空洞而蒼白。
吉拉斯的理論深度不夠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這並不妨礙我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