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慶幸自己還有感動的能力，還能發現感動的亮點，並把它與重要或不重要的觀念剝離。我經曆大學的動蕩，文場的糾紛，商海的操練，在諸多人事之後終於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觀念，不再以觀念取人。因此，我討厭無聊的同道，敬仰優美的敵手，蔑視貧乏的正確，同情天真而熱情的錯誤。我希望能夠以此保護自己的敏感和寬容。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吉拉斯的理論是不太重要的，與格瓦拉的區別是不太重要的，與甘地、魯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譚嗣同、托爾斯泰、布魯諾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熱血之軀的區別，同樣是不太重要的。他們來自不同的曆史處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政治立場，有不同乃至對立的宗教觀、審美觀、學術觀、倫理觀……一句話，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意識形態。但這些多樣的意識形態後麵，透出了他們彼此相通的情懷，透出了一種共同的溫暖，悄悄潛人我們的心靈。他們的立場可以是激進主義也可以是保守主義，可以是權威主義也可以是民主主義，可以是暴力主義也可以是和平主義，可以是悲觀主義也可以是樂觀主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呈現出同一種血質，組成同一個族類，擁有同一個姓名：理想者。
曆史一頁頁翻去，他們留下來了。各種學說和事件不斷遠退，他們凝定成記憶。後人去理解他們，總是濾取他們的人格，不自覺地忽略了他們身上的意識形態殘痕。他們似乎是各種不同的樂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軌跡和去向的天體，輝耀著同樣的星光。
於是，他們的理想超越具體的目的，而是一個過程；不再是名詞，更像一個動詞。
他們也是人，當然也有俗念和俗為，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局限，難免利益集團的背景和現實功利的定位。挑剔他們的不足、失誤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麼特別困難的事。在當今一些批評家那裏，即便再強健再精美的意識形態，都經受著懷疑主義的高溫高壓，也麵臨著消解和崩潰的危險，何況其他。隨便拈一句話，都可以揭破其中邏輯的脆弱，詞語的遮蔽，任何命題的測不準性質，於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變成鬼臉。問題在於，把一個個主義投人檢疫和消毒的流水線，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義都是人的主義，辨析主義坐標下的人生狀態，辨析思想賴以發育和生長的精神基質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現實性的批判，是理論返回生命和世界的人口。
意識形態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麵。格瓦拉可以過時，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們與仿格瓦拉和偽吉拉斯永遠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存在，使以後所有的日子裏，永遠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區別。
這不是什麼理論，不需要什麼知識和智商，隻是一種最簡單最簡單的常識，一個無須教授也無須副教授無須研究生也無須本科生就能理解的東西：
美的選擇。
年輕的時候讀過一篇課文，《Libido for Ugly（對醜的情欲）》，一個西方記者寫的。文章指出實利主義的追求，使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愛上醜物醜態，不失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淩厲的妙文。很長時間內，我也在實利中掙紮和追逐，漸入美的忘卻。平寧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興致勃勃地開始，忘卻是我們現代人的心靈安全設備。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政治：一個叢林裏的“紅色高棉”，第二職業是為政府軍打工。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宗教：一個講堂上仙風道骨的空門大師，另一項方便法門是房地產投機的盤算。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別紛爭可以鬧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紛爭雙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設同樣的宰客騙局，享受同樣的異性按摩，使人沒法對他們昨日的紛爭較真。我們開始習慣西方資本主義的語言強製，interest（利益）與interest（興趣）同義，business（生意）與business（正事）同義，這樣的語言邏輯十分順耳。我們習慣越來越多名譽化的教授、名譽化的官員、名譽化的記者、名譽化的慈善家和革命黨，其實質可一個“利”字了結。總之，我們習慣了寬容這些並不違法的體製化庸俗。我們已經習慣把“崇高”一類詞語，當作戰爭或災難關頭的特定文物，讓可笑的懷舊者們去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