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意苛求科學。我隻是想知道，科學在有些人那裏怎樣變得沒心沒肺，然後怎樣逐漸弱化乃至取消了直指人心的批判。我隻是想知道，這種技術意識形態怎樣與江湖騙子們的大舉重返民間實現共謀。
當年很多烈士正被眾多後人在茶餘飯後訕笑，而死者中的他似乎更有可笑的理由。他是一個有錢人，因為新派兒子的影響，因為尖銳社會危機的觸動，他決意向自所屬的階級挑戰。他把自己的好馬、煙土、田地以及所有家產拿出來分配給窮人，捐贈給革命軍隊，成為自己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他得到的回報竟是一些造反農民把他當作劣紳，當作革命的對象，給了他一顆子彈。在那個混亂年代，這類事故沒法完全避免。
不明不白的死，使他成了人們的一個禁忌，連親人都不願多談這件事，而曆史更有理由把他忽略。但他在遺言中還囑咐兒子繼續站在窮人一邊，並且在我的想象中遠望河流和山峰，遠望秋日裏枯黃色草坡，流下了一滴清淚。槍聲響了，很快就淹沒在漫長的寂靜之中。他一頭栽人土坑的時候，他所熱愛著的人們終究沒來幫上他多少忙，沒有為他樹碑、立傳、追封或者給予特別的思念，因此他這一段故事完全成了個人私事，是完全個人性的選擇。
他是一個果斷消滅自己既得利益的富翁，是一個決然背棄了另一個自我的自我，完全違反了某些常理。就像老人能夠理解青年目無祖製的激進，國學家能夠欣賞西學家鳴鼓而攻的智慧，一個行業的人能夠同情另一個行業的艱辛，一個民族的人能夠歡呼另一個民族的幸福，他完全擺脫了人在利益格局中的慣性和定勢，成了一個帶血的異數。他的生和死，證明了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自由是對製約的超趑，_特別是對利益製約的超越，是生物進化過程中高級群類的神聖標誌。我經常想起電視片《動物世界》中令人驚心的一幕：一隻幼豹闖人了野牛群，咬住了政中的一隻，數以千計的野牛居然帶著它們的利角一哄而散紛紛逃竄，其中當然有那垂死生命的父母和兄弟。它們不明白把牛角集中起來足以驅殺入侵者，也壓根兒沒打算這麼去做。在這種下賤的逃亡麵前，我不能不向遍體血痕卻仍然狂奔救子的犬類致敬，不能不向斷手殘足卻仍然舍身護家猛撲敵陣的蜂群和蟻群致敬，不能不向剛剛倒在槍聲中的那個人致敬一他是人，屬於進化高端的群居智能生物。當他所告別的財富和他所撞上的槍口都隻準他那樣，而他偏偏可以這樣；當身邊的一切關係和理解都驅使他那樣，而他偏偏可以這樣；在這一刻，生命體的低級法則瓦解了，社會這個龐然大物也黯然失色了——誰還能阻擋這樣的個人？誰能阻擋他的自由？
我遙遙地打量這個無名的前輩，打量我在鄉下得來的這一段故事，也許得感謝人類社會在造就庸常的同時，也造就了奇跡，在危機的時刻照亮長夜，使我們不安和驚擇。我們知道他不是天外來客，隻是一個普通人，仍然受到種種社會製約——不過是在社會需要大義的時候，需要英雄的時候，需要忘我者來慨然救贖的時候。這種時候是人類理想的複活節。和很多人一樣，他的個人化精神高蹈，不過是整體利益所需的一種社會自救行動，與自私一樣同屬自然現象。生物學家們說，有利它行為的生命物種更能承受危機，更有強勢發展的可能。生物學家們還說，一個生命係統通常具有自我修複機能，比如人體在生理失衡之時，會出現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數目達到健康所必需的標準——那麼眾多烈士莫非就是人類這一生命體所需的白血球？
對於個人來說，生命隻有一次。對於一個共同體來說，大局轉危為安常常需要局部犧牲。這是一種殘酷。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殘酷，如果社會自我修複機能因這種或那種原因而消失，到了那時候，人類這個盤踞於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縮或鬧或靜並且已經向太空伸出了觸須的龐大生命體，就隻有無可避免地崩塌和腐爛。
正因為這一點，麵對當年的一聲槍響，我決不會參加茶餘飯後的。
我平庸歲月裏的耳膜在久久尋找那一聲槍響的餘音。
199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