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很懷疑，某些個人主義者高興得不是地方，可能把佩索阿錯認為同道。這些人也在嘲笑改革和革命，但他們與佩索阿相差太遠。最本質的差別在於：他們的嘲笑是因為那些社會運動對他們的個人利欲沒法滿足或滿足得不夠，而佩索阿的懷疑則是因為那些運動不能、或者不足以警戒人們的個人利欲。換一句話說，他們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向外貪求，佩索阿的個人主義（如果這個命名是合適的話）則是一種自我承擔。毫無疑問，在佩索阿看來，那些成天眼睛紅紅覺得天下人都欠了他一筆的人，那些自己從無快樂而隻能對外索取利益的人，正是他筆下可疑的形象，那種人間邪惡的“根源”所在。
道理很簡單：自我承擔純屬個人事務。隻有向他人爭奪和宣戰的癖好，才需要聯合乃至勾結，才需要組織乃至幫派，才需要權威乃至專製，才需要集體主義的熱情動員乃至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集體不是個人的對立物，而是個人的相加和放大，是個人利欲的最佳麵具。如果這一過程得不到理性控製，如果個人利欲得不到製度化的合理安排和疏導，那麼事情的結果就隻能是：少數人將以“集體”名義中飽私囊，並且必然大力展開對“個人”的無情剿殺——如果那些人拒絕服於這個“集體”的掠奪。
這是一種從劣質個人主義到冒牌集體主義的邏輯過程，是革命和改革中常見的陰影一但利欲恰恰是這一陰影的源頭。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佩索阿在懷疑改革和革命，不如說他在懷疑逃避個人承擔和各種打夥求財——不論它是否打著改革或革命的旗號。
我很遺憾，從佩索阿弓出的這個關於私欲的話題，在當今有點不合時宜。佩索阿早就死了，從狄更斯到魯迅的思考也早已煙消。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已經逐漸學會遷就現實，不再苟求社會變革既能除製度之弊，還能除人心之惡。變革就是變革，隻能做它能做的事。變革無須把大家帶人君子國。在冷戰結束以後，全球都是發展優先和利益優先，很多人更願意把變革看作單純的利益重新分配，看作“一切向錢看”的現實操作。作為相應的知識生產，人文教育和人文學科也一直在變化，比方“精神”、“靈魂”、“道義”乃至“社會公正”一類詞語日漸稀少——有一位美國學者甚至對我說，“精神”這個詞太有法西斯味道，充其量也隻能讓浪漫的法國人或者神秘的中國人去玩玩，進人美國學術主流一定是會讓人怪異。這樣，主宰現代教育和學術的雅皮們，通常是一些領帶打得很妊的人，薪水高而且周末旅遊很開心的人，夾著精裝書興趣廣泛但表情持重而且很有分寸感的人。他們如果沒有受雇於政治或商業機構，便身居深深校園，慎談義，尤其慎談精神。他們隻談問題，特別是邏輯和功能的問題，總是把問題作實證主義和技術主義的處理。“價值中立”的超然態度成了科學正統風範，成了主流知識分子的文明標誌。在他們的推動之下，不僅精神被劃入心理谘詢和醫學的業務範圍，不僅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技術化和工具化，連文學藝術也開始時興“價值退場”的空虛和“感情零度”的冷漠——作者們常常用“無奈”嗬、“多元化”嗬、“麵對現實”嗬這些含混的詞，來消解和攪和一切可能的憤怒和熱愛、抗拒與妥協。各種文本遊戲散發出機械部件的寒光。
也許，我們並沒做錯什麼。既然科學在精神難題方麵力不從心，我們就隻能在精神問題懸置的前提下來談一談為哲學的哲學、為經濟的經濟、為藝術的藝術、為性的性——何況這些noheart（無心靈）的技術工作也能惠及於人。我們避免了往日理想主義者可能的退避（理想破滅時）或者強製（推行理想時），成為一些稱職能幹的知識職員，至少也可以成為一些瀟灑自得的知識玩家。
當然，精神問題還被人談著，隻是被另外一些人來談而已。政客把精神當作效忠的紀律，奸商把精神當作公關的竅門。更重要的是，當科學不能為人們提供理想的時候，邪教就會來提供幻象；當知識分子不能為現實提供詩情的時候，各種江湖騙子就會來提供癲狂。“人民聖殿派”、“奧姆真理教”一類組織乘虛而入，接管了學者和作家曾經管理著的領地，在遼闊的民間開始為精神立法。連中國的氣功和商品傳銷這些日常世俗活動，也在迅速重建道德教條的權威，彌漫出宗教儀規和宗教組織的氣息，讓人們覺得“文革”式的造神熱浪一不小心就可以卷土重來。這當然是一個諷刺：一個科學隨著航天飛機君臨一切的時代，居然也成為各種迷信“大師”和“聖父”來啟導人生的時代，成了他們生逢其時大顯身手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