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小小的指頭無法進入曆史，卻無法被昆德拉忘記。作為一位讀者，我同樣無法忘記的問題是：諂媚在廣場和諂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嗎？虛榮的詩人和虛榮的商人有太大的不同嗎？輕浮的左派和輕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嗎？矯情的前衛和矯情的複古有太大的不同嗎？……一個有起碼生活經驗的人，不會不明白製度和主義的重要，但也不應忘記製度和主義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可能被人性的弱點所侵蝕。一個有起碼生活經驗的人，也不會不經常在盟友那裏感受到震驚和失望，如果他願意的話，也不會不經常在敵營那裏發現意外的溫暖，包括在某一個表情和某一個動作中相互會心的可能。
這樣的經驗漸漸多了以後，我不再有劃線站隊的興趣。我讚成過文化“尋根”，但不願意當“尋根派”；我讚成過文學“先鋒”，但不願意當“先鋒派”；我一直讚成“民主”，但總覺得“民主派”的說法十分刺耳；我一直主張世俗生活中不能沒有“人文精神”，但總覺得“人文精神”如果成為口號，如果帶來某種串通糾合和黨同伐異，那麼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從不懷疑，一旦人們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別的整齊製服開始齊步走，人的複雜性就會成為盲區——這樣的派別檢閱隻能走向危險的曆史謊言。
“馬太效應”是經濟學家們的術語，典出基督教的《馬太福音》，指越是窮人越少掙錢的機會，越是富人就越有生財的空間，兩方麵都呈極化發展。其實，這種極化或者極端化現象並不限於經濟活動。一個說話風趣的人，總是得到更多喝彩鼓勵，得到更多大家出讓的說話機會，於是一張嘴越說越順溜，越順溜就越可能風趣。一個左派人士，總會有很多同道者為伍，形成一個信息共享網絡，左派觀點所需要的現實根據和理論資源也就源源不斷。一旦這個網絡出現了對外屏蔽，局中人不左得登峰造極，倒會成為反常結果。
極端化的逆過程是勻質化——這種現象其實也不少見。一個高明的創意產生了，一定會有很多人的模仿和學習，直到最後大家終於千部一腔共同平庸。一個人若表現出特別的才華，也可能引來周圍人的紅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毀，最後是出頭的椽子先爛，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還有暴力帶來暴力的報複，陰謀帶來陰謀的抵抗，其起因雖可另說，但以毒攻毒和以牙還牙的結果，常常是衝突雙方的手段和風格越來越趨同，即便其中一方曾經代表正義，但也在相互複製的過程中，與自己的敵手越來越像一回事。
極端化也好，勻質化也好，悄悄改變著我們而不為人所察。而這兩種過程常常互為因果，互為表裏，成為人們複雜的互動軌跡，交織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的人間悲喜劇。特別重要的是，這兩種過程都顯示出人的社會性：人不是孤立的個人，人性不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十八世紀科學家D·霍夫斯塔特通過對一些蟻群興衰的研究，用他那令人目眩的“螞蟻賦格曲”，揭示出一隻單獨的螞蟻，與生活在蟻群中的同一隻螞蟻，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屬性和功能有極大的差別。整體不等於局部之和；整體也使各個局部深刻地異變。這就是具有哲學革命意義的“整體效應”說和“大數規則”說可惜還被很多人文學者漠視。一個與世隔絕的人，與一個同他者發生關係的人，處於人群整體和人群大數中的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前者沒有文明，後者會有文明，因此文明隻是社會的增生物。我們即便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裏天馬行空，也沒法成為一枚絕緣棋盤的棋子，逃脫社會對我們的塑造。我們這些人形螞蟻生息在家庭、公司、社區、種族、階級、國家以及各種共同體“大數”裏，與他人相分而極端化，與他人相同而勻質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終，卻有了文明的收益和代價。
說到這一點，是因為八十年代以來個人主義在中國複興，作為對“文革”噩夢的報複，權威專製所取消的個人欲望和個人差異，重新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這種鮮血換來的解放至今使我們受益。個人首先回到了詩歌裏，然後回到了辭職書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如火如荼的私營企業那裏。當然，個人有時候也會成為過於時髦的宣言。一個作家在會上說藝術家的眼裏從來沒有社會，我隻寫我自己。另一個評論家說除了我的真實，難道還有別的什麼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