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這種說法的物理學版本：以還原論看精神，精神是實體和物料，可以被人私取和私據，易導致個人囿閉；以整體論看精神，精神便是群聚結構的增生物，是一種關係，一種場，隻能共享與融會，總是激發出與天下萬物感同身受的群人胸懷——佛家的阿賴耶識不過是對它的古老命名罷了。
精神之謎遠未破底。隻是到目前為止，它可能是這樣一個東西，既是還原論的也是整體論的，是佛和魔兩麵一體的東西，大我與小我都交結其中的東西。
漢語中的“東西”真是一個好詞。既東又西，對立統一，永遠給我們具體辯證的暗示。
有這樣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坦山和尚與一個小和尚在路上走著，看見一個女子過不了河，坦山把她抱過去了。小和尚後來忍不住問：你不是說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嗎？怎麼剛才要那樣做呢？坦山說：哦，你是說那個女人嗎？我早把她放下了，你還把她一直抱著。小和尚聽了以後，大愧。
事情就是這樣。同是一個事物，看的角度不同，可以正邪迥異。同樣一件事情，做的心態不同，也勢必佛魔殊分。求“術”和求“道”都可以成佛，也都可以入魔，差別僅在一念，迷悟由人，自我立法，寸心所知。佛說“方便多門”，其實迷妄亦多門。佛從來不能教給人們一定之規——決不像傻瓜照相機的說明書一樣，越來越簡單，一看便知，照做就行。
世界上最精微、最圓通、最接近終極的哲學，往往是最缺乏操作定規且最容易用錯的哲學，一旦讓它從經院走人社會，風險總是影隨著公益，令有識之士感情非常複雜。而且從根本上說，連談一談它都是讓人躊躇的。精神幾乎不應是一種什麼觀念什麼理論，更不是一些什麼術語——不管是用佛學的符號係統，還是用其他宗教的符號係統。這些充其量隻是談論精神時一些臨時借口，無須固守和留戀，無須有什麼仇異和獨尊，否則就必是來路不正居心不端。禪宗是明白“觀念非精神”這一點的，所以從來慎言，在重視觀念的同時，又不把觀念革新之類壯舉太當回事。所謂“不立文字”，所謂“隨說隨掃”，所謂“說出來的不是禪”，都是保持對語言和觀念的超越態度。《金剛經》警示後人：誰要以為我說了法，便是謗我。《五燈會元》中的佛對阿難說：我說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說的每一字都不是法。而藥山禪師則幹脆在開壇說法時一字不說，隻是沉默。他們都深明言語的局限，都明白理智一旦想接近終點就不得不中斷和銷毀，這實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畢竟一直被言著，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漸滲染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每一個細胞。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一輪新的佛學熱在中國知識界出現，傾心或關注佛學的文化人，是一長串觸目的名單：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歐陽竟無、楊度……一時卷帙浩繁，同道峰起，髙論盈庭，這種鼎盛非常的景觀直到後來“神鏡（照相機）”和“自來火（電）”所代表的現代化浪潮排空而來，直到後來內亂外侮的烽煙在地平線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將近百年。
又一個世紀之交悄悄來臨了。何士光承接先學，誌在傳燈，以《如是我聞》凡三十多萬字，經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勇敢長旅。其中不論是明心啟智的創識，還是一些尚可補充和商討的空間，都使我興趣生焉。我與何士光在北京見過麵，但幾乎沒有說過什麼話。我隻知道他是小說家，貴州人，似乎住在遠方一座青磚樓房裏。我知道那裏多石頭，也多雨。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