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裏，“道德”一詞似已不合時宜，遇到實在不好回避的時候，以“文化”或“心理”來含糊其辭，便是時下很多理論家的行規。在他們看來，道德是一件鎊痕斑駁的舊物，一張過於嚴肅的麵孔，隻能使人聯想到贖罪門檻、貞節牌坊、督戰隊的槍口、批鬥會上事關幾顆土豆的狂怒聲浪。因此，道德無異於壓迫人性的苛稅與酷刑，“文以載道”之類純屬胡扯。與之相反，文學告別道德，加上哲學、史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等紛紛感情零虔地n。heart（無心肝），才是現代人自由解放的正途。
柏拉圖書裏就出現過“強者無需道德（語出《理想國》）”一語。現代人應該永遠是強者吧？永遠在自由競爭中勝券在握吧？現代人似乎永遠不會衰老、不會病倒、不會被拋棄、不會受欺壓而且是終身持卡定座的VIP。因此誰在現代人麵前說教道德，那他不是偽君子，就是神經病，甚至是精神恐怖主義嫌犯，應立即拿下並向公眾舉報。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針對“道德理想主義”的輿論圍剿，不就在中國不少官方報刊上熱鬧一時？
奇怪的是，這種“去道德化”大潮之後，道德指控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成了流行口水。道德並沒有退役，不過是悄悄換崗，比如解脫了自我卻仍在嚴管他人，特別是敵人。美國白宮創造的“邪惡國家”概念，就出自一種主教的口吻，具有強烈的道德意味。很多過來人把“文革”總結為“瘋狂十年”，更是擺出了審判者和小羔羊的姿態，不但把政治問題道德化，而且將道德問題黑箱化。在他們看來，邪惡者和瘋狂者，一群魔頭而已，天生為惡和一心作惡之徒而巳，不是什麼理性的常人。如果把他們視為常人，視為我們可能的鄰居、親友乃至自己，同樣施以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等方麵的條件分析和原因梳理，那幾乎是令人驚駭的無恥辯護，讓正人君子無法容忍。在這裏，“去道德化”遭遇禁行，在現實和曆史的重大事務麵前失效——哪怕它正廣泛運用於對貪欲、詐騙、吸毒、性變態、殺人狂的行為分析，讓文科才子們忙個不停。在一種雙重標準下，“邪惡國家”和“瘋狂十年”（——更不要說希特勒）這一類議題似乎必須道德化，甚至極端道德化。很多人相信：把敵人妖魔化就是批判的前提，甚至就是夠勁兒的批判本身。
這種看似省事和快意的口水是否伏下了危險？是否會使我們的批判變得空洞、混亂、粗糙、弱智從而失去真正的力量？倒越來越像“邪惡國家”和“瘋狂十年”那裏不時入耳的嘶吼？
敵人是一回事，主顧當然是另一回事。當很多理論家麵對權力、資本以及媒體受眾，話不要說得太刺耳，就是必要的服務規則了。道德問題被軟化為文化學或心理學的問題，繞開了善惡這種痛點以及責任這種難事；如果可能的話，不妨進一步納人醫學事務，從而讓煩心事統統躺人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療。一個美國人曾告訴我：在他們那裏，一個闊太太如果也想要個文憑，最常見的就是心理學文憑了。心理門診正成為火爆產業，幾乎接管了此前牧師和政委的職能，正在流行“情商”或“逆商”一類時鮮話題，通常是大眾不大明白的話題。
據說中國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礙患病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一點六至百分之三十二（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文彙報》），而最近十二年裏，中國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者數分別翻了一番多和近一番（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文彙報》）。如此驚人趨勢麵前，人們不大去追究這後麵的深層原因，比方說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屬實如常，而另一些不過是“社會病”，是製度扭曲、文化誤導、道德定力喪失的病理表現。病情似乎隻能這樣處理：道德已讓人難以啟齒，社會什麼的又龐大和複雜得讓人望而卻步，那麼在一個高技術時代，讓現代的牧師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開一點藥方，擺弄一些儀表，也許更能贏得大家的信任，當然也更讓不少當權大人物寬心：他們是很關愛你們的，但他們畢竟不是醫生，因此對你們的抑鬱、焦慮、狂躁、強迫、自閉之類無權幹預，對寫字樓綜合征、中年綜合征、電腦綜合征、長假綜合征、手機依賴綜合征、移民綜合征、注意力缺乏綜合征、阿斯伯格綜合征等等愛莫能助。你們是病人，對不起，請為自己的病情付費。
並非二十四小時內的一切都相關道德，都需要拉長一張臉來討論。很多牧師和政委架上道德有色眼鏡，其越位和專製不但無助於新民，反而構成了社會生活中腐敗和混亂的一部分，也一直在誘發“去道德化”的民意反彈。對同性戀的歧視，把心理甚至生理差異當作正邪之爭，就是曆史上眾多假案之一例。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不過，頒布精神大赦，取消道德戒嚴，廣泛解放異端，讓很多無辜或大體無辜的同性戀者、墮胎者、抹口紅者、語多怪誕者、離婚再嫁者、非禮犯上者、鬥雞走狗者、當眾響亮打嗝者或喝湯者都享受自由陽光，並不意味著這個世界不再有惡，不意味著所有的精神事故都像小腸炎，可以回避價值判斷，隻有物質化、技術化、醫案化的解決之法。最近，已有專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密碼”，宣稱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個人品德是由基因決定（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俄羅斯《火星》周刊），又宣稱懶惰完全可以用基因藥物治愈（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英國《每日快報》），更有專家宣稱政治信仰一半以上取決於人的遺傳基因（二〇一〇年《美國心理學家》雜誌）。如果讓上述文章中那些英國人、俄國人、美國人、瑞典人、以色列人研究下去，我們也許還能發現極權主義的單細胞，或民主主義的神經元？能發明讓人一吃就忠誠的藥丸，一打就勇敢的針劑，一練就慷慨的氣功，一插就熱情萬丈的生物芯片？能發明克服華爾街貪欲之患的化學方程式？……即便這些研究不無道理，與古代術士們對血型、體液、麵相、骨骼的人生解讀不可同日而語，但人們仍有理由懷疑：無論科技發展到哪一步，實驗室都無法賈充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