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則，製毒犯也可獲一小份科技進步獎了——他們也是一夥發明家，也是一些現代術士，也在尋找快樂和幸福的秘方，隻是苦於項目經費不足，技術進步不夠，藥物的毒副作用未獲足夠的控製，可卡因和K粉就過早推向了市場。
事情是這樣嗎？
道德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是義與利的關係。其實，義也是利，沒有那麼虛玄，不過是受惠範圍稍大的利。弟弟幫哥哥與鄰居打架，在鄰居看來是爭利，在老哥看來是可歌可泣的仗義。民族衝突時的舉國奮爭，對國族之外是爭利，在國族之內是慷慨悲歌的舉義。義與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隻是取決於不同的觀察視角。
一個高尚者還可能大愛無疆，愛及人類之外的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個銀河星係，把小資聽眾感動得熱淚盈眶。但從另一角度看，如此大愛其實也是放大了的自利，無非是把天下萬物視為人類家園，打理家園是確保主人的安樂。如果有人愛到了這種地步：主張人類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質結構惡化，那他肯定被視為神經病，比邪教還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道德其實很世俗，充滿人間煙火味，不過是一種福利分配方案，一種讓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較大方案。一個人有飯吃了，也讓父母吃一口，也讓兒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綱領的道德義士——雖然在一個網絡、飛機、比基尼、語言哲學、聯合國維和警察所組成的時代，並非每個人都能做好這一點。
作為曆史上宏偉的道德工程之一，猶太一基督教曾提交了最為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方案。“愛你的鄰居！”《舊約》這樣訓喻。耶和華在《以賽亞書》裏把“窮人”視若寵兒，一心讓陌生人受到歡迎，讓饑民吃飽肚子。他在同一本書裏還討厭燔祭和集會，卻要求信奉者“尋求公平，解放受欺壓者，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聖保羅在《哥林多書》中也強調世上的神，選擇了最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這種視天下受苦人為自家骨肉的情懷，以及相應的慈善製度，既是一種倫理，差不多也是一種政綱。這與儒家常有的聖王一體，與亞裏士多德將倫理與政治混為一談，都甚為接近；與後來某些宗教更醉心於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則形成了側重點的差別。
在這一方麵，中國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書》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管字》稱“王者以民為天”。《左傳》稱“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貴君輕”說也明顯含有關切民眾的天道觀。稍有區別的是，中國先賢們不語“怪力亂神”，不大習慣人格化、傳奇化、神話化的贖救故事，因此最終沒有走向神學。雖然也有“不愧屋漏”或“舉頭神明”（見《詩經》等）之類玄語，但對人們頭頂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語焉不詳，或擱置不論。在這裏，如果說西方的“天賦人權”具有神學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國的“奉民若天”則是玄學話語，具有半宗教、軟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麼樣，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置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於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與“人民”均為一體兩麵，不過是道德的神學符號或玄學符號，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標識，一種方便於流傳和教化的代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