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看，在沒有現代科學和教育普及的時代，他們的大眾傳播事業又能有什麼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紀的判斷。但上帝這一符號所聚含的人民情懷，在神學動搖之後並未立即斷流，而是進人一種隱形的延續。如果人們注意到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多出自僧侶群體，然後從盧梭的“公民宗教”中體會出宗教的世俗化轉向，再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構想中聽到“天國”的意味，從“無產階級”禮讚中讀到“彌賽亞”“特選子民”的意味，甚至從“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製度藍圖，嗔出教堂裏平均分配的麵包香和菜湯香，嗔出土地和商社的教產公有製，大概都不足為怪。這與毛澤東強調“為人民服務”，宣稱“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見《毛澤東選集》），同樣具有曆史性——毛及其同輩誌士不過是“奉民若天”這一古老道統的現代傳人。
這樣，尼采說的上帝之死，其實隻死了一半。換句話說，隻要“人民”未死，隻要“人民”、“窮人”、“無產者”這些概念還閃耀神聖光輝，世界上就仍有潛在的大價值和大理想，傳統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盤，至多是改換了一下包裝，比方由一種前科學的“上帝”或“天道”，通過一係列語詞轉換，蛻變為後神學或後玄學的共產主義理論。事實上，共產主義早期事業一直是充滿道德激情、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現出一幅幅聖戰的圖景。團結起來投入“最後的鬥爭”，《國際歌》裏的這一句相當於《聖經》裏Last Day（最後的日子），迸放著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覺，苦難史將一去不複返的感覺。很多後人難以想象的那些赴湯蹈火、舍身就義、出生人死、同甘共苦、先人後己、道不拾遺，並非完全來自虛構，而是一兩代人入骨的親曆性記憶。他們內心中燃燒的道德理想，來自幾千年曆史深處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豐鎬和洛邑，曾經一度沉寂和蓄藏，但憑借現代人對理性和科學的自信，居然複活為一種政治狂飆，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呼嘯了百多年，大概是曆史上少見的一幕。
問題是“人民”是否也會走下神壇？或者說，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終完成？或者說，人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人之死（Manisdead）”一語所不曾揭破和說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戰結束，標舉“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陣營遭遇重挫，柏林牆後麵的殘暴、虛偽、貧窮、混亂等內情震驚世人，使十九世紀以來流行的“人民”、“人民性”、“人民民主”一類詞蒙上陰影——上帝的紅色代用品開始貶值。“為人民服務”變成“為人民幣服務”，是後來的一種粗俗說法。溫雅的理論家們卻也有權質疑“人民”這種大詞，這種整體性、本質性、神聖性、政治性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據？就拿工人階級來說，家居別墅的高級技工與出入棚戶的碼頭苦力是一回事？摩門教的銀行金領與什葉派的山區奴工很像同一個“階級”？特別在革命退潮之後，當行業衝突、地區衝突、民族衝突、宗教衝突升溫，工人與工人之間幾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富得一個樣，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窮得不一個樣；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無國界地發財，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有國界地打工；於是發達國家與後發展國家的工會組織，更容易為爭奪飯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戰，成為國際對抗的重要推手。在這種情況TS你說的“人民”、“窮人”、“無產者”到底是哪一夥或者是哪幾夥？前不久，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也遭遇一次尷尬：他力主向大礦業主加稅，相信這種保護社會中下層利益的義舉，肯定獲得選民的支持。讓他大跌眼鏡的是，恰好是選民通過民調結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層人士即便不靠礦業取薪，也通過股票等等與大礦業主發生了利益關聯，或通過媒體鼓動與大礦業主發生了虛幻的利益關聯，足以使工黨的傳統政治算式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