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正在被“股民”、“基民”、“彩民”、“納稅人”、“消費群體”、“勞力資源”、“利益關聯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戰爭或災害等特殊時期，在一個過分崇拜私有化、市場化、金錢化的競爭社會，群體不過是沙化個體的臨時相加和局部聚合。換句話說，人民已經開始解體。特別是對於人文工作者來說，這些越來越喪失群體情感、共同目標、利益共享機製的人民也大大變質，迥異於啟蒙和革命小說裏的形象，比方說托爾斯泰筆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認：在眼下，極端民族主義的喧囂比理性外交更火爆。地攤上的色情和暴力比經典作品更暢銷。在很多時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眾文化給大眾洗了腦，還是大眾使大眾文化失了身，用遙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幾個電視台不在油腔滑調、胡言亂語、拜金縱欲、附勢趨炎，靠文化露陰癖打天下。在所謂人民付出的人民幣麵前，在收視率、票房額、排行榜、人氣指數的壓力之下，文化的總體品質一步步下行，正在與“芙蓉姐姐”（中國）或“脫衣大賽”（日本）拉近距離。身逢此時，一個心理脆弱的文化精英，夾著兩本哲學或藝術史，看到貧民區裏太多挺著大肚腩、說著粗痞話、吃著垃圾食品、看著八卦新聞、隨時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女，聯想到蘇格拉底是再自然不過的：如果賦予民眾司法權，一陣廣場上的吆喝之下，哲人們都會小命不保吧？
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時刻。
上帝死了，是一個現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個後現代的事件。
至少對很多人來說是這樣。
上帝退場以後仍然不乏道德支撐。比如有一種低階道德，即以私利為出發點的道德布局，意在維持公共生活的安全運轉，使無家可歸的心靈暫得棲居。商人們和長官們不是憤青，不會永遠把“自我”或者“叛逆”當飯吃。相反，他們必須交際和組織，到了一定的時候，就不能沒有社會視野和聲譽意識，因此會把公共關係做得十分溫馨，把合作共羸講得十分動人，甚至在環保、慈善等方麵一擲千金，成為頻頻出鏡的愛心模範，不時在粉色小散文或燙金大寶典那裏想象自己的人格增高術——可見道德還是人見人愛的可心之物。應運而生的大眾文化明星或民間神婆巫漢，也會熱情推出“心靈雞湯（包括心靈野雞湯）”，燉上四書五經或雷公電母，說不定再加一點好萊塢溫情大片的甜料，讓人們喝得渾身冒汗氣血通暢茅塞頓開，明白利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差不多是吃小虧才能占大便宜的算計——也可以說是理性。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須君子化。不否定貪欲，但貪欲必須紳士化。理性的個人主義，或者說可持續、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級個人主義，就是善於交易和互惠的無利不起早。這有什麼不好嗎？考慮到“上帝”和“人民”的聯手遠去，放低一點身段，把減法做成了加法，把道義從目的變為手段，不也能及時給社會補充溫暖，不也能緩釋一些社會矛盾，而且是一種最便於民眾接受的心理疏導？當一些人士因此而慈眉善目，和顏悅色，道德發情能力大增，包括對小天鵝深情獻詩或對小蘭花音樂慰問，我們沒有理由不為之感動。起碼一條，相對於流氓和酷吏的耍橫，相對於很多文化精英在道德問題上的逃離棄守和自廢武功，包括後現代主義才子們精神追求的神秘化（詩化哲學>；、碎片化（文化研究）、技術化（語言分析）、虛無化（解構主義）等，文化明星與神漢巫婆還算務實有為，至少是差強人意的替補吧。他們多拿幾個錢於理不虧。
很多高薪的才子並沒有成天閑著。他們對道德的失語，其實出自一種真實的苦惱——或者說更多是邏輯和義理上的苦惱。說善心不一定出善行，這當然很對。說善行不一定結善果，這當然也很對。說惡是文明動力，說道德的曆史化演變，再說到善惡相生和善惡難辨因此道德無定規，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層麵來看，無疑更是大智慧，比“心靈雞湯”更有學術含量和精英品位（坦白地說，我也受益不少）。不過，用詩化哲學、文化研究、語言分析、解構主義等等把道德討論攪成一盆糨糊以後，才子們總還是要走出書房的，還是要吃飯穿衣的。書房裏的神馳萬裏，無法代替現實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說，一位才子喝下毒奶粉，會覺得這是善還是惡？會不會把毒奶粉照例解構成好奶粉？會不會把奶粉寫入論文然後宣稱道德仍是假命題？會不會重申幸福不過是一種純粹主觀的意見和敘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樣可以怡然自得？……書本上被他們爭相禁用的二元獨斷論，在此時此刻卻變得無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亞的話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