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還是不喝，是一個何題。
生氣，還是不生氣，是後現代主義無法繞過的學術大考。
獨斷論確實應予慎用。人間事千差萬別，一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尺子顯然量不過來。稍有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麵子對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對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響樂是有些人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人那裏卻不值一提。由己推人不等於認可一廂情願，有些人對宗教徒的關懷也實屬形善實惡：把寺廟改成超市，說麵紗不如露背裝，強迫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強烈仇恨，構成文化誤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情況下，有些人還完全可以把豪宅當作地獄，把自由視為災難，把女士優先看成男性霸權的陰謀……但是，無論利益可以怎樣多樣化、主觀化以及感覺化，無論文化可以怎樣五花八門千奇百怪，隻要人還是人，還需要基本的生存權和尊嚴權，酷刑和餓斃在任何語境裏也不會成為美事，魯迅筆下的阿Q把挨打當勝利，也永遠不會有合法性。這就是說，“由己推人”向文化的多樣性開放，卻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結；向善行方式的多樣性開放，卻向善願動力的同一性聚結——多樣性中寓含著同一性。對當代哲學深為不滿的法國人阿蘭·巴丟（Alain Badiou），將這種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標準和客觀通則，稱之為“一個做出決定的固定點”和“無條件的原則”（見《哲學與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離開了這一點，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為統統失去前提，於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強加於人的胡來，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無可能的恩惠。同樣，離開了這一點，本能的惻隱，宗教的信仰，理性規劃和統計的公益，都成了無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這種糨糊狀態，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惡了——不過這就是某些哲學書中要幹的事？就是他們忙著戴方帽、寫專著、大皺眉頭的職責所係？就是他們飛來飛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種學術研討會和評審會的專業成果？他們專司“差異”擅長“多元”，發誓要與普遍性、本質性、客觀性過不去，誠然幹出了一些漂亮活，包括衝著各種意識形態一路下來去魅毀神。但如果他們從過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虛無論，在一袋毒奶粉麵前居然不敢生氣，或生氣之前必先凍結滿腦子學術，那麼這些限於書房專用的寶貝，離社會現實也實在太遠。學術的好處，一定是使問題更容易發現和解決，而不是使問題更難於發現和解決；一定是使人更善於行動，而不使人在行動時更遲鈍、更累贅、更茫然、更心虛膽怯，否則就隻能活活印證“多方喪生”這一中國成語了：理論家的藥方太多，無一不是妙方，最終倒讓患者無所適從，隻能眼睜睜地死去。
不用說，現代主流哲學自己倒是應接受重症監護了。
一種低階、低調、低難度的道德，或者說以私利為圓心的關切半徑，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尋常，不見得是壞事。俗話說，亂世出英雄，國家不幸英雄幸，這已經道出了曆史真相：崇高英雄輩出之日，一定是天災、戰禍、社會危機深重之時，必有餓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貪匪悍、山河破碎的慘狀，有人民群眾承擔的巨大代價。當年耶穌肯定麵對過這樣的情景，肯定經曆太多精神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長途——這種履曆幾乎用不著去考證。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過是危機社會的自我修補手段。耶穌（以及準耶穌們）隻可能是苦難的產物，就像醫生隻可能是病患的產物，醫術之高與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為了培養名醫，不惜讓更多人患病，這是否有些殘忍？為了喚回小說和電影裏的崇高，暗暗希望社會早點潰亂和多點潰亂，是否純屬缺德？與其這樣，人們倒不妨慶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時代了。就總體而言，英雄的職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會安康總是會令人遺憾地造成社會平庸——這沒有辦法，幾乎沒有辦法。我們沒法讓豐衣足食甚至燈紅酒綠的男女天天繃緊英雄的神經，爭相申請去臥薪嚐膽，過上英雄們羸來的好日子又心懷漸愧地拒絕這種日子，享受英雄們締造的安樂又百般厭惡地詛咒這種安樂。這與寒帶居民大舉栽培熱帶植物，幾乎是同樣困難，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於下麵的話，當然是可說也可不說的：事情當然不會止於平庸。如果沒有遇上神跡天佑，平庸將幾無例外地滋生和加劇危機，而危機無可避免地將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裏弗似的循環故事不免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