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映生活與反映生活本質。
一件作品，反映生活與反映生活本質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但生活與生活本質，作為兩個概念，有細微而重要的差異。“生活本質”是抽象物，是人們認識的成果，更多地與作品的主觀思想性相聯係；“生活”是具體物，是人們認識的對象，更多地與作品的客觀形象性相聯係。
文藝與哲學、科學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它不但把作者認識生活的成果傳達給他人，更重要的是把作者認識生活的對象也和盤托出，盡可能完整真實地傳達給他人。這當然要求我們把反映生活看成是比反映生活本質更基礎的方麵。可惜有些人不是這樣，他們自信悟到“本質”之後，就以這個“本質”作模式來挑選斧削具體的“生活”，為我所用地改造原始素材，以求更集中更鮮明地反映“本質”。問題就在這裏發生了。如前麵所述，現代科學並不能使我們誇耀自己無所不知，一個作者的認識能力永遠有限，那麼怎能擔保你悟到的“本質”就是這方麵認識的頂峰？在你大膽挑選斧削“生活”的時候，不擔心你肢解歪曲生活嗎？你為什麼不更忠於生活，更信賴讀者，盡量完整真實地把認識對象傳達於人？曹雪芹表達了他對大觀園“本質”的認識，這並不妨礙他比較客觀地描寫大量豐富的人和事，較同時代某些黑幕諷刺小說來說，較少“思想模式”的痕跡，較少圖解主題的勉強。這部書的價值與其說在於它反映“生活本質”，不如說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生活”。正因為這樣，《紅樓夢》才成為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而曆久不衰，以至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傾向都顯得不怎麼重要了。他對寶、黛等人的認識，即對大觀園生活“本質”的認識，由無數後人爭爭吵吵地修正和延續發展下去，幾乎是一個未完成式。
強調客觀形象性，當然不是主張照相式地羅列生活現象。文藝是主客觀結合的產物，純客觀的文藝是不會有的。作者在處理生活素材時，所取所舍，所詳所略，當然受他世界觀、藝術觀的製約，創作過程當然有主觀的參與。但各個作者，其主觀參與的方式有不同（有的好用理性理論，有的善取直覺直感），參與的力度也有強弱之差，主觀成分有相對的多少之別。我的想法，隻是希望主觀因素參與不要超過正常的限度。作品傾向應該從生活畫麵中自然地流露出來，主觀思想性應建立在客觀形象性的基礎上。
從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看，“本質”尊於和高於“生活”的論調，曾給我國文壇帶來很多思維大於形象的作品，理念總是榨癟了真實的人。不少作者都自願或被迫地成為好為人師的廉價說教者，文藝完全等同於教育宣傳。一些很不錯的作者也曾因此吃過虧。“四人幫”時期暫不提，隻說十七年那些反映合作化，歌頌大躍進的作品，曾幾何時趕中心、跟政策，一個比一個更顯“本質”，可這些東西當年車載鬥量，如今還可原版再印的屈指有幾？也許有人會歸怨於當時上級“批發”的“本質”錯了，以為那些作品僅僅是一個傾向性正確與否的問題，其實不是。治病要治本，文藝的根本出路在於遵從藝術規律，恢複文藝的正常機製，用“文藝反映生活”這個不太容易造成誤解的口號，取代“文藝反映生活本質”這個較易造成誤解的口號；至少也不能以後者取代前者，或者作前者的注腳。不然的話，很多人就可能把認識對象和認識成果的關係倒置，仍難擺脫圖解主題的荒唐軌道。
現實中已有這種傾向——丟了“歌舞升平”的舊套子，又來“哭哭泣泣”的新套子。政治標簽雖已更換，文學的僵硬模式卻仍在延續。應當指出，個別表現“傷痕”有缺陷的作品，倒不是因為他們如有些批評家所言太多講求了客觀真實；恰恰相反，是因為作者太想表現主觀意念，太想圖解自己發現的某些“本質”，結果背棄了自己的生活感受，與粉飾文藝在藝術上殊途同歸，失之於概念化和簡單化。
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