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討論文藝反映生活本質這一問題時，焦點往往大致有二：一是文藝應不應該反映生活本質；二是當今我國社會生活的本質是什麼。我在這裏想來說幾句。
（一）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絕對本質”。
水的本質是什麼？古代人隻能把它看成“五行”之一，有人還斷言它屬於北方，“主冬令之氣”。後來化學產生了，門捷列夫又創元素周期表，人們始知水不過是一種氫氧化合物，相對前人來說，似乎可以自詡認識到水的本質了吧。然而時至今日，人們的認識又深入到原子結構內部，認識到原子核、質子、中子、電子、層子，對水可做出更科學的解釋。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的後代今後還可能揭示出更多關於水的奧秘，揭示其更深的本質。由此看來，即使對一滴水的認識也是不可窮盡的。所謂認識，不過是通過揭示不同層次的相對本質而逐步深化，指向無限。
對社會生活的認識恐怕也是如此。一個“四人幫”，一九七六年有人說它是“極右”，一九七八年有人說它是“極左”，現在又有人說它是“封建主義”……但對“四人幫”的本質，我們今天也不能打包票說已經窮知，不能宣言這方麵的認識巳經終結。科學和哲學迅猛而無限的發展，將使我們一步步更深刻地剖析“四人幫”。
因此，所謂“本質”是分層次來談的；認識本質是相對而言的。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就有“初級本質”、“二級本質”等等提法。隻有主觀教條主義者和庸俗經驗主義者，才自以為獨具慧眼，一勞永逸地把握了某個事物一成不變的“絕對本質”，從而發出種種無知妄說。嚴格地說來，“本質”不是任何人的專利品。一部文藝作品，隻要作者在其中投入了嚴肅的心血，那麼這部作品總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事物“本質”。比如有些“傷痕文學”盡管有缺陷，但它揭露了社會主義社會裏殘存的官僚特權等等，相對於“四人幫”的陰謀文藝，相對於以前那些一味粉飾太平的作品，不就反映了一定的“本質”嗎？如果硬要扣上一頂“歪曲本質”的帽子，那麼照此推演，我們怎麼來看待前人的作品？是否要把李白、曹雪芹、托爾斯泰都一棍子打死？
“本質”這個概念不必搞得很神秘。在列寧看來，本質與規律性是相近的概念，本質就是“事物的性質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內部聯係”。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簡單地說：反映本質，就是反映規律性。故不論古人或今人的作品，凡反映了一定規律性的作品，就是反映了一定的本質。即算隻是反映了較為“初級”的本質，我們也應該從認識論的角度，客觀地給它一定的地位，不必對其求全責備和濫加鄙薄。
（二）不存在脫離現象的“純粹本質”。
本質隻是人對客觀存在的一種抽象（是英語中的what，而不是that），因此從來不能具體地存在，隻能通過現象來表現。白馬的本質是“馬”，但抽象的馬在哪裏有呢？隻有具體的某白馬、某黑馬或某黃馬。本質的“馬”潛在於具體的諸馬之中。馬克思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是直接符合的話，那麼任何科學都是多餘的了。這種不“直接符合”，這種現象中含有的非本質因素，並不值得我們沮喪和煩惱。因為沒有這些，就無所謂現象。科學與文學，都是從研究現象開始的。區別在於：以邏輯思維為手段的科學，當它們抽象出本質以後，就把現象拋棄了，抽象的成果通過理論直接向人傳達。而運用形象思維的文藝創作，在認識和揭示事物的本質的全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可感的有關現象，亦即我們常說的文學形象。
有些教科書常常強調文藝是反映生活本質的，多年來對這一觀點過分的強調和不正確的解釋，使人們對“現象”見而生畏，退避三舍。如果說某部作品“隻反映了現象”，那簡直是“歪曲生活”、“思想淺薄”或“傾向反動”之類的同義語，重則對其橫加批判，輕則將其劃人末流。其實，既然本質和現象密不可分，那麼文藝要反映本質，必然要借助現象；文藝描繪了現象，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本質。有什麼必要害怕現象呢？山水詩、花鳥畫等等，似平隻反映了“現象”，不也有很多傳世之作嗎？《詩經》、《離騷》、《史記》、《漢書》等等，並未反映出有些教科書所要求的“社會本質”，但它們對人民不也是有益無害嗎？不也是中國文化的優秀遺產嗎？
想撇開現象去認識和反映本質，不僅有違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原理，而且與文藝的基本規律相徑庭。也許，有一些人並不反對反映現象，但他們認為現象有兩類，一類是非本質的，不反映本質的；一類是很“典型”的，也就是能表現本質的。他們要求作者隻捕取後者。可問題在於，這種隻表現本質，不雜有任何非本質因素的現象哪裏有呢？讓作家描寫這種與本質“直接符合”的現象，要求文藝隻反映本質，不反映任何一點非本質的東西，怎麼做得到呢？試想，如果寫一革命人物，隻準寫他們大公無私、高瞻遠矚等等偉大的“本質”，那麼我們怎麼來區別列寧和斯大林？怎麼來區別毛澤東和劉少奇？怎麼來區別孫中山和宋教仁？……企圖反映“純粹本質”，是很多作者失敗的原因。十八世紀歐洲一些古典主義作家，著意宣揚他們認為很“本質”的理性，把筆下人物當理性傳聲筒，結果導致了人物概念化。我國宋代不少詩人以理人詩，議論為詩，想越過現象單刀直入揭示“本質”的“理”和“道”，結果詩作味同嚼蠟。“四人幫”統治文壇時期那就更不用說了，“本質論”帶來的千人一麵令人生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