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的一大障礙是“學生腔”。這是一種遠離實際生活，與形象思維相徑庭，與大眾口語規律相違背的書麵語，多出於學生及其他知識分子筆下。
它的主要語法特征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過多使用虛詞。所謂言之有物，就是言之多實詞，虛詞在一般情況下隻是實詞的輔佐，多用來標誌詞語的邏輯關係。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往往生活閱曆不夠，筆下缺乏內容，最容易在虛詞中拖泥帶水。筆者在小說《月蘭》中有這樣一段話：“……於是我馬上召集男女老少，按照工作隊的布置，首先批鬥了一個富農分子，並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大打肥料之仗’的口號下，宣布了工作隊的一係列命令：限製私人養雞養豬數目……”可以發現，這完全是公文材料的語言，短短一段中虛詞擁擠，“於是”完全不需要，“按照”也屬生硬，“並”與“在”與“以”連在一起，大結構套小結構，更是別扭繁瑣。就算是寫公文，這種語言也不算通順，進人小說就更成問題了。好的小說提供生活的真實畫麵，注重語言的生活化甚至口語化，在有限篇幅內傳達更多實在的信息，不能不講究虛詞運用的儉省。
（二）過多使用半虛詞。半虛詞是實詞與虛詞之間的中間狀態，因其半虛，所含信息量也非常有限。據語言學家王力的意見，副詞就是介於實詞與虛詞之間的詞類，具有半虛化特點——程度副詞恐怕尤為如此。在一篇前不久得獎的小說裏，出現過這樣的語言它畢竟太奇特、太巧妙了呀！……這夜，是多麼迷人，多麼美嗬！“可以想想多麼美”是什麼樣的美？“多麼迷人”是怎麼個迷人法？這裏沒有具體形象描繪，“太”與“多麼”之後的結論缺乏依憑，難給讀者留下什麼印象。相仿的句子還有“雨後青山格外秀麗”，“這件衣服非常好看”，“花兒分外漂亮”等等。這些句子裏的程度副詞（格外、非常、分外等等）基本上是廢話，說了不如不說。而究其原因，是作者沒有什麼可說，隻好空空洞洞地激動一番。有一位老作家說過，他寫出作品後總要把作品反複看兩遍，把“非常”、“多麼”之類的話能刪則刪。這種經驗之談值得我們注意。
（三）形容語程式化和套路化。有些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生活感受少，讀他人作品倒多，因此不易創造出獨特的語言，包括獨特的形容語，一下筆往往鸚鵡學舌，照貓畫虎，因襲前人的表達。有些人描寫少女時，總喜歡用這樣的句子：“鵝蛋形的臉”啦，“五官安排得非常端正”啦“一對水靈靈、會說話的大眼睛”啦，“一副適中的身材和一副動人的美貌”啦……作者倒是把人物形態寫得很周到，但很可惜，讀者心中仍隻是迷霧般的影像。心理學中有一種“感覺適應律”，指感覺隨著刺激的持續或重複而效應遞減。一種形容語部便很精彩，但如果用得太濫，它造成的感覺量經過無數次遞減，已經極為微小，應該被作者小心躲避，不能誤把糟粕當寶貝——如果不能句句出新，至少在作品的最緊要處，在作者表達思想情感最著力的地方，應注意創造新的語言，包括新的形容。正因為如此，韓愈疾呼“陳言之務去”，陸機感慨“怵他人之我先”，俄國作家富曼諾夫說最糟的莫過於老一套形容語，不但不能把概念和形象解釋清楚，反而會使它們模糊不清。
（四）修飾語和限製語太多，以至句子太長。“……他模模糊糊地看見了由無數波浪形的五線譜和豆芽兒似的音符組成的圖案的天花板……卻一直向往走進這莊嚴的廳堂來聽全院最出色的教授的講課。”這是最近發表於某雜誌一篇名家小說的句子，實在讓人讀得有些緊張吃力。現代中國作家用白話文寫作，白話者，應明白如話。書麵語盡量靠攏口語，縮小語與文兩者之間的距離，恐怕是一個正當要求。理論著作尚且應當如此，小說更自不待言。據觀察，通常人們“一句話”隻能說十個字左右，至多也超不過十五個字。中國古代有四言、五言、七言詩，即使形式自由的“古風”，長句也很少有超越十字的。這就是受語言習慣限製的一例。外語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英語中的連詞用得特別多，還有關係代詞、疑問代詞、連接副詞等等也起到連詞的作用。大量使用連接詞，借連接詞處理語氣停頓，使英語中出現了很多長句。亦步亦趨的翻譯，生吞活剝的模仿，使不少作者養成了寫歐式長句的習慣，不僅增加閱讀的困難，而且過多的狀語和定語很容易淹沒中心詞，淹沒事物的主要特征，讓讀者反而不得要領。葉聖陶曾在《評改兩篇作文》中提出一個具體辦法：不僅各分句之間一般應有停頓，就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分句，如果太長的話，也可在其中適當的位置插入標點，或作適當改寫以利順讀。這個建議似不難實行。
“學生腔”當然還有一些其他表現，如生造詞語，如用詞富麗堆砌，這些問題已被某些批評家指出多次了，這裏不必重複。
有些人對自己的“學生腔”深為不滿，努力增強自己的語言表現能力，隻是由於方法不當，可能又滑人另一些歧途，帶來“學生腔”的一些變態。比如說“洋腔”：有些小說裏外來語成堆，外來句型太多，使筆下人物都成了穿中國服裝的半個洋人，滿嘴都是“西崽”（魯迅語）語言：“晚安”、“深表遺憾”、“你忠實的朋友”、“親愛的公民”……如果這是為了表現某些特定生活領域和特定人物，可另當別論，但把這些話強加在普通老百姓的頭上，一律以洋為趣，以洋為美，豈不讓人起雞皮疙瘩？這樣的創作有多少生活根據？又比如“古腔”：有些作者好古奧，求典雅，企圖從中國古典文學語言中尋找出路，不失為豐富語言之一法。但這種學習和開發，決不是機械的搬演，而是所謂含英咀華，得其神似，去粗取精，化舊成新，摸索一套融化古人語言同時接近現代口語的文學語言。王力指出：近一二十年來，有白話文後退而文言文複活的跡象，不少青年作者為古而古，筆下出現一些缺乏生命力的古代語彙，冷僻生澀，詰屈費解。早在四十多年前，魯迅先生也說過假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支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裏，說過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一副什麼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勾出一點輪廓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無地洞可鑽。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抄來的……”他又說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隻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