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絲毫不意味著閉關自守，不是對外來文化過敏。相反，隻有放開眼界，找到異己的參照係，吸收和消化各種異己的文化因素，才能最終認清和充實自己。但有一點似應指出，我們讀外國文學，多是讀翻譯作品，而被譯的多是外國的經典作品、流行作品、獲獎作品，即已人規範的東西。從人家的規範中來尋找自己的規範，模仿翻譯作品來建立一個中國的“外國文學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國優秀作家與相關民族傳統文化的複雜聯係，我們無法身臨其境，缺乏詳盡材料加以描述。但作為遠觀者，我們至少可以辨出他們筆下的有脈可承。比方說，美國的黑色幽默與美國的牛仔趣味，與卓別林、馬克·吐溫、歐·亨利等筆下的“不正經”是否有關？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與拉美光怪陸離的神話、寓言、傳說、占卜迷信等文化現象是否有關·薩特、加繆的存在主義小說和戲劇，與歐洲大陸的思辨傳統，甚至與舊時的經院哲學是否有關？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覺派”，與佛禪文化的閑適虛淨傳統是否有關？希臘詩人埃利蒂斯與希臘神話傳說遺產的聯係就更明顯了。他的《俊傑》組詩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舉行聖餐的形式，散文與韻文交替使用，參與了從荷馬到當代希臘詩歌傳統的創造。
另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來自藝術界。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寫了一個現代派畫家。但他真誠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畫家，倒是很少提及現代派同誌。他後來逃離了繁華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叢林裏，長年隱沒，含辛茹苦，最終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現代藝術的支點，創造了傑作。這就是後來橫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學界向外國學習，學西洋的、東洋的、南洋的、俄國和蘇聯的；也曾向外國關門，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貨都封禁焚燒。結果帶來民族文化的毀滅，還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現在從外彙券到外國香水，在某些人那裏都成了時髦。但在這種徹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縮和毀滅之中，中國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對東方文明寄予厚望，認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經衰落，而古老沉睡著的東方文明，可能在外來文明的“挑戰”之下，隱退然後“複出”，光照整個地球。我們暫時不必追究湯氏之言是真知還是臆測，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學者都抱有類似的觀念。科學界的笛卡爾、萊布尼茲、愛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學界的托爾斯泰、薩特、博爾赫斯等，都極有興趣於東方文化傳說張大千去找畢加索學畫，畢加索說：你到巴黎來做什麼？巴黎有什麼藝術？在你們東方，在非洲，才會有藝術……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在這些人注視著的長江和黃河廣闊流域，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這裏正在出現轟轟烈烈的改革和建設，在向西方“拿來”一切我們可用的科學和技術、思想和製度，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生活。但陰陽相生，得失相成，新舊相因。萬端變化中，中國還是中國，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麵，在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物質方麵，我們仍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也許就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
這是我們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談會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發現他對中國的民俗、字畫、醫道諸方麵都頗有知識。他談到了對苗族服裝的精辟見解，最後說一個民族自己的過去，是很容易被忘記的，也是不那麼容易被忘記的。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