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在尋“根”，都開始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依托。這大概不是出於一種廉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對方言歇後語之類淺薄地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曆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表現。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層次的，浮在表麵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時行的名稱和時行的領帶，不消幾年就全部換新。下麵一層略為堅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馬《安東尼》等作品中的當今人物，鬱悶而多幻想，熱情洶湧，喜歡參加政治，喜歡反抗，又是人道主義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氣老是痛苦不堪，穿著顏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這些思想感情才會消失。往下第三層的特征，可以存在於一個完全的曆史時期，雖經劇烈的摩擦與破壞還是巋然不動，比如說古典時代的法國人的習俗：禮貌周到，殷勤體貼，應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說話很漂亮，多少以凡爾賽的侍臣為榜樣，談吐和舉動都守著君主時代的規矩。這個特征附帶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學、愛情、家庭，都留著主要特征的痕跡。但這無論如何頑固，也仍然是要消滅的。比這些觀念和習俗更難被時間鏟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們身上的某些哲學與社會傾向，某些對道德的看法，對自然的了解，表達思想的某種方式。要改變這個層次的特征，有時得靠異族的侵入，徹底的征服，種族的雜交，至少也得改變地理環境，遷移他鄉，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總之要使精神氣質與肉體結構一齊改變才行。
在這裏，丹納幾乎是個“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其見解不需要我們完全讚成，但他對不同文化層次的分析不無見地。中國作家們寫過住房問題和冤案問題，寫過很多牢騷和激動，目光開始投向更深層次，希望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很容易注意到鄉土。因為鄉土是城市的過去，是民族曆史的博物館。哪怕是農舍的一梁一棟，一簷一桷，都可能有漢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廟，北京除了一片宮牆，那些林立的高樓、寬闊的瀝青路、五彩的霓虹燈，南北一樣，多少有點缺乏個14；而且曆史短暫，太容易變換。於是，一些長於表現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憶、陳建功等，想寫出更多的中國“味”，便常常讓筆觸深人胡同、裏弄、四合院，深人所謂“城市裏的鄉村”。我們不必說這是最好的辦法，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是凝集曆史和現實、是擴展文化縱深的手段之一。
更重要的是，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更多屬於不規範之列。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風異俗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於經典，不入正統。它們有時可被納入規範，像浙江南戲所經曆的過程那樣。反過來，所謂“禮失求諸野”，有些規範文化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從經典上消逝，流入鄉野，默默潛藏，如楚辭風采至今還閃爍於湘西的窮鄉僻壤。這一切，像巨大無比曖昧不明熾熱翻騰的大地深層，承托著我們規範文化的地殼。在一定的時候，規範的上層文化絕處逢生，總是依靠對民間不規範文化進行吸收，來獲得營養和能量，獲得更新再生的契機。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前鑒。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地殼而是地下的岩漿，更值得作家們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