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常常想一個問題：絢麗的楚文化到哪裏去了？
我曾經在汨羅江邊插隊落戶，住地離屈子祠僅二十來公裏。細察當地風俗，當然還有些方言詞能與楚辭掛上鉤。如當地人把“站立”或“棲立”說為“集”，這與《離騷》中的“欲遠集而無所止”吻合。但楚文化留下的痕跡畢竟已不多見。從洞庭湖沿湘、資、沅、澧四水而上，可發現很多與楚辭相關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眾多寺廟樓閣卻與楚人無關：孔子與關公均來自北方，釋迦牟尼來自印度。至於曆史悠久的長沙，現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遺址，很難見到其他古跡。那麼浩蕩深廣的楚文化，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中斷幹涸？
兩年多以前，一位詩人朋友去湘西通道縣侗族地區參加了歌會，回來興奮地告訴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瑤、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嶺裏找到了活著的楚文化。那裏的人“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縈茅以占，結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隻有在那裏，你才能更好地體會到楚辭中那種神秘、奇麗、狂放、孤憤的境界。他們崇拜鳥，歌頌鳥，模仿鳥，作為“鳥的傳人”，其文化與黃河流域“龍的傳人”似有明顯差別。後來，我對湘西果然也有更多發現。史料記載：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已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為古之楚地），後來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苗族傳說中是蚩尤為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山中）。苗族遷徙史歌《跋山涉水》就隱約反映了這次西遷的悲壯曆史。看來，一部分楚文化流人湘西一說，是不無根據的。
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土壤裏，根不深，則葉難茂。故湖南作家有一個如何“尋根”的問題。
這裏還可說一南一北兩個例子。
南是廣東。有些人常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實香港也有文化，隻是文化多體現為蓬勃興旺的經濟，堂皇的賓館，舒適的遊樂場，雄偉的商貿大廈，中原傳統文化的遺跡較為稀薄而已。在這裏倒是常能聽到一些舶來詞：的士、巴士、緊士（工裝褲），波士（老k）以及0K—類散裝英語。嶺南民間多天主教，很多人重商甚於重文，崇洋甚於崇古，對西洋文化的大舉複製，難免給人自主創新力不足的感覺。但嶺南今後永遠是一塊二流的小西洋麼？明人王士性在《廣誌繹》中說：粵人分四，“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音，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三曰俚人，深居遠村，不解漢語，唯耕墾為活：四曰畺戶，舟居穴行，僅同水族，亦解漢音，以探海為生。”這裏介紹了分析嶺南傳統文化的一個線索。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嶺南文化在中西文明交彙中再生，也許還得在客家、俚人、東人、畺戶那裏獲取潛能，從自有文化遺產中找回主體的特性。
北是新疆。近年來新疆出了不少詩人，小說家卻不多，可能是暫時現象。我在新疆時聽一些青年作家說，要出現真正的西部文學，就不能沒有傳統文化的骨血。我對此深以為然。新疆文化傳統的遺產豐富多樣，其中俄羅斯族中相當一部分源於戰敗東遷的白俄“歸化軍”及其家屬，帶來了歐洲的東正教文化；維、回等民族的伊斯蘭文化，則是沿絲綢之路來自中亞、波斯灣以及中東；漢文化及其儒學在這裏也深有影響。各路文化的交彙，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曆史，是應該催育出一大批奇花異果的。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以及本世紀的日本文學，不就是得益於東、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嗎？如果割斷傳統，失落氣脈，守著金飯碗討飯吃，隻是從內地文學中橫移一些“傷痕文學”的主題和手法，勢必是無源之水，很難有西部文學獨特的生機和生氣。
幾年前，不少作者眼盯著海外，如饑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介紹一個薩特，介紹一個海明威，介紹一個艾特瑪托夫，都引起轟動。連品位一般的《教父》和《克萊默夫婦》也會成為熱烈話題。作為一個過程，這是正常而重要的。近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是：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賈平凹的“商州”係列小說，帶上了濃鬱的秦漢文化色彩，體現了他對商州細心的地理、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係列小說，頗得吳越文化的氣韻，旨在探究南方的幽默與南方的孤獨，都是極有意義的新題。與此同時，遠居大草原的烏熱爾圖也用他的作品連接了鄂溫克族文化源流的過去和未來，以不同凡響的篝火、馬嘶與暴風雪，與關內的文學探索遙相呼應。